这里边有个分水岭，一旦越过分水岭一步，就成了零，真真正正的零。等待的只有火化。多好的女孩儿，可怜！要是活下去，肯定更好无疑，可惜！哪个杀的？伤天害理。这女孩儿也有生存的权利，才20岁刚出头。是被人用长统袜勒死的。一下子死不了，到咽气要花不少时间。痛苦到极点。她自己也知道要死，心想我为什么非要在这种地方死去不可呢。她肯定还想活。她感觉得出氧气少得让人窒息，头脑一阵发晕，小便失禁，拼命挣扎，但力气不够，最后慢慢死去，死得够惨的，我们想把使她惨死的犯人捉拿归案，必须捉拿。这是犯罪！而且是非常残忍的犯罪，强者使用暴力杀害弱者。不能听之任之。如果听之任之，将动摇社会的根基。必须逮住犯人，严惩不贷。这是我们的义务，否则，犯人可能还将继续杀害其他女孩儿。”

    “昨天午间，这女孩儿在赤坂一家高级宾馆定了一间双人房，5点时一个人住了进去。”渔夫说，“说是丈夫随后到。姓名和电话都是假的，钱是预付过的。6点时要了一人分量的晚饭，叫送到房间去。那时是一个人。7点时把碟碗放到走廊，并挂出‘请勿打扰’的字牌。第二天12点是退房时间，12点半时服务台打去电话，没人接。门上仍挂着‘请勿打扰’。敲门也不应，于是宾馆人员用另配的钥匙把门打开。结果女孩儿已经赤裸裸地死了，像第一张照片那样。谁也没见到有男子进来。最顶层是餐厅，人们经常乘电梯来来往往，出入频繁。因此这家宾馆常用来优会，以掩人耳目。”

    “手袋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线索。”文学说，“没有驾驶证，没有手册，没有信用卡，没有提款卡，什么也没有。衣服上没有任何字样。有的只是化妆品和装有3万多日元的钱包，以及口服避孕药，再没有其他的。不，还有一样：钱包最里边一个不易注意到的地方，有一张名片，你的名片。”

    “真的不认识？”渔夫叮问道。

    我摇头否认。如果可能，我何尝不想配合警察把那个杀害她的凶手抓到。但我首先要为活着的人着想。

    “那么，能告诉昨天你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了？这回该明白我们特意请你来这里了解情况的事由了吧？”文学说。

    “6点时一个人在家吃饭，然后看书，喝了几杯酒，不到12点就睡了。”我说，记忆好歹复苏过来，大概是因为看到咪咪死尸照片的缘故。

    “那时间里见谁了没有？”渔夫询问道。

    “谁也没见，一直我一个人。”

    “电话呢？谁也没打来电话？”

    我说谁也没打来电话。“9点倒有个电话打来，因为接上录音电话没有听到。后来一听知是工作方面的。”

    “为什么人在家还用录音电话？”渔夫问。

    “眼下正休假，懒得同别人谈工作。”

    他们想知道来电话那个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我讲了出来。

    “那么说，你一个人吃完晚饭一直看书喽？”渔夫又问。

    “先收拾好碗筷，然后才看的。”

    “什么书？”

    “卡夫卡的《审判》，或许你不相信。”

    渔夫在纸上写卡夫卡的《审判》。“审判”二字写得不准确，文学从旁指教。不出所料，文学果然晓得《审判》。

    “看它看到12点，是吧？”渔夫说，“还喝了酒……”

    “傍晚喝啤酒，接下去是白兰地。”

    “喝了多少？”

    我想起来了。“啤酒两听，白兰地一瓶的1/4左右。还吃了个桃罐头。”

    渔夫一一记在纸上。还吃了个桃罐头。“此外要是有能想起来的，再想想好吗？哪怕再小的事也要得。”

    我沉吟多时，再也想不起什么。那确实是个连细微特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