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与他民族、他地域的交叉系统，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文学交流汇合而创造出来的文学，必然具有超越民族和地域的生命力。也就是说，优秀的文学不仅在一民族、一地域内生成和发展，而且往往还要吸收世界其他民族和地域的文学精华，在两者的互相交错中碰撞和融合而呈现出异采。

    最后，我们不难发现大江健三郎的获奖，在偶然性中存在其必然性。其理由是：（１）日本的文化大背景，首先是十分尊重和执著传统，其次是热烈憧憬外来文化，有消化外来文化的坚实能力和丰富经验，创造了吸收外来文化的“冲突·并存·融合”的文化模式。这样的文化环境培育的作家，既是日本的、东方式的，同时也是世界的、现代的。这样的作家获得世界的承认，就不会是偶然的了。（２）大江虽然受到萨特和加缪的存在主义的影响，但他吸收存在主义的技巧多于理念，即使是吸收它的文学理念，但也加以日本化了。比如，大江文学既贯穿人文理想主义，致力于反映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的题材，又扎根于日本民族的思想感情、思考方式和审美情趣等，并且经常强调他写作是面对日本读者。我们从他经常反映的两个主题——核威胁和残疾问题——就可以看出这一点。（３）大江学习西方文学技巧的同时，非常强调“民族性在文学中的表现”，他在颁奖仪式后的晚宴上的致辞还提及，他先前对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不感兴趣，现在他重新发现了《源氏物语》。并且，他在创作实践中贯彻这种思想。比如，他的获奖作品《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运用了日本传统文学的想象力，以及日本神话中的象征性。它们立足于现实，又超越现实，将现实与象征世界融为一体，创造出大江文学的独特性。尤其是文体和语言都是纯粹日本式的。正如一位文学评论家指出的：大江健三郎和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所使用的文体和语言是最日本式的。总之，大江文学具有特殊性、民族性的同时，又拥有普遍性和世界性的意义。

    我与月梅、中忱和徐晓等同志策划主编这套“大江健三郎作品集”（全五卷），就是为了弥补过去翻译介绍大江文学工作的不足，同时向读者提供一次借鉴和学习外国优秀文学的机会。我们的设想，承蒙光明日报出版社及总编辑张胜友先生的理解和全力支持，并且荣幸地获得大江健三郎先生亲授版权和北海学园大学人文学部教授、著名比较文学研究家千叶宣一先生担任顾问，倾以巨大的热情，促成此项工作顺利进行，同时经过编委会全体同仁和译者同仁的共同努力，这套作品集才得以在短时间内与读者见面，在此谨向上述诸先生和同仁一并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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