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尸。为治疗那些濒死的人们，他指挥着同样负了伤的医护人员拼命工作，而医院本身也遭到彻底的破坏。重藤院长身材高大，朴实得像农民，粗嗓门，说话痛快，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实干家。当时，他一定也全力以赴地参加了抢救工作。重藤院长又凭着准确的直觉，认定这是颗非同寻常的炸弹，一心要弄清它的原委。他抽空儿便蹬上自行车跑到爆炸中心地点调查，收集好似被什么东西灼烧过的石头和瓦片。现在，这些东西陈列在医院一隅的房间里。这些资料虽不能同ABCC用电脑整理的那些相提并论，但这是重藤院长用微薄的预算和自己的双手亲自整理的。有位原子弹受害老人，把自己的骨骼（那是一付已被病魔彻底侵蚀的骨骼）全部捐赠给院长做标本。这是多么奇异而令人感动的友情！院长在遭到原子弹轰炸以前更早些时候，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过有关放射能的研究。这段经历在原子弹轰炸后院长孤立无援地进行调查时发挥了作用。院长发现地下室里密封着的X光片已经感光。他的调查开始稳步进展。他是第一个用自己的眼睛分辨出那颗不可理喻的炸弹的实质的日本人。

    从那时起，院长在广岛从事医疗工作的同时，通过反复观察体验，不断地有新的发现。他发现了原子弹爆炸后遗症，并与之作斗争。最初，院长以为原子弹爆炸后遗症的问题在二三年内就能解决。可是，随之而来的却是白血病！这场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将对人体产生怎样的影响，只有在亲临现场的长期工作中才能逐一发现。通过一系列缓慢的统计，在爆炸后的第七年，院长终于把原子弹爆炸与白血病用确凿的数据联系起来。之后，院长又据统计数字推断，白血病将会减少。但是，这个结论错了。然而又有哪些错误会使人如此感动呢？其间，院长还必须为医疗制度改革、医院的建立做大量政治工作。现在，院长认为癌与原子弹爆炸关系密切，事实上，他手头上就有这些病例。但要得到厚生省的认可还极其困难。还有原子弹受害者的婚姻问题，这些，院长也得亲自过问。

    我跟随院长巡视了病房。一位老人无力地仰卧在床上，用沙哑的嗓音跟院长打招呼。他干巴巴的黑皮肤上，沾着一些剥落的皮屑，像搓碎的纸片一样。他极力想露出微笑却没有成功。昨天和平游行时，这位可怜的老人也曾努力试图挥动双手吧。想到这儿，我心里一阵酸楚。院长已经送走了许多比这位老人的病情还重，身患癌症、白血病的老人。对这些老人来说，留给自己的只有绝望。如果和平游行的人们知道，这些身患原子弹爆炸后遗症，濒临死亡的绝望中的老人，正满怀信赖与期待地向他们挥动着双手的话，有谁会不感到愧疚呢？

    一位女病人呆呆地站在走廊一角，正失声啜泣着。她是喜极而悲。因为住院后，她第一次走了１０米远。“院长，我太高兴了！”女病人淌着泪，哽咽地说。听到这儿，身材高大的重藤院长那牛一般的眼中露出忧郁而慈祥的目光，这目光使我难以忘怀。

    一旦白血病发病，病人可依靠药物恢复半年到一年，但也只能多活这一段极短的时间。当白血球再次增多时便无法医治。重藤院长怀疑，白血球得到控制后却又再次恶化，最终导致死亡的原因，会不会与现今药品在使用方法上的失当有关。我同样不能忘记，当院长谈起白血病病人时，他悲哀的眼神里深藏着无边的黑暗。院长自己也是原子弹受害者，他也曾亲眼目睹过那人间地狱的一幕。然而他以人类的尊严，同存在于人们体内的原子弹爆炸后遗症顽强地斗争直至今日。他正是一个广岛所独有的人，一个广岛式的人。

    和平公园，晚上７点１５分。月亮还未升起，淡淡暮色中，坐满草坪的与会代表们的身影宛如黑色的浪涛。他们都很紧张。还没宣布开会，以慰灵塔为背景的讲台上，椅子都空着。“全学连”六十几个学生占据了代表与讲台中间的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