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的四月，我呼吁由知识界人士组成一个合作委员会，以支持“原子弹受害者团体协议会”，（被团协）的原子弹受害者切身体验资料的收集与出版事业。为此，我写了一封信。这封呼吁书是这样写的：

    “为了迎接原子弹爆炸后第２０年夏季的到来，受害者们唯一的团体——日本原子弹氢弹受害者团体协议会准备开展一项事业，就是把有关原子弹爆炸的所有资料和受害者们的手记收集起来，妥善保存，然后加以出版并译成外文。这将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它首先对受害者本身来说是十分迫切的。他们在战后２０年中被迫采取了最残酷的保全生命的办法；同时，对我们所有未受害的人来说，也是十分迫切、极为紧要的，这关系到２０年前的原子弹爆炸，是把它作为人类的最后一次灾难呢，还是明天依然把原子弹氢弹当作现实的杀人武器？

    “被团协”与“日本原水协”（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一直有着紧密的联系。不消说，从属于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团体，对于“被团协”开展有生气的活动，无疑等于给它注入了活力。但是，同时也不能不指出，“被团协”的受害者们，以他们本身为主去办一些迫切要办的事情，一般情况下往往不能立即实现。现在“被团协”打算自己重新单独起步，我想首先就要这样致力于解决基本的课题，这是显而易见的。

    受害者们把手记写完留下，把有关原子弹爆炸的所有资料都整理、保存下来，可以说这是坚韧不拔的自我证明，或者说是一种依靠自我救济的意志而进行的事业。而且对于所有我们这些没有遭受原子弹爆炸之害的人，也是与我们今天对自我的认识，对明天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事情，也是我们怀着敬畏的心情，从侧面对受害者的计划给予的一种支援和维护。

    一般来说，当知识分子独自一人关在书斋里去思考自身与人类命运的问题时，不能不想到２０年前，现实存在的受原子弹爆炸之害的人们的体验。而且，难道他会不采取把个人的意志与受害者们的意志联系起来的方法吗？

    知识分子，当他参与一个运动时，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他个人的意志在与他的对象（这个对象希望直接得到他的悉心协助）的意志联系起来以前，中间隔着各种缓冲物，到后来个人的志向都不明了了。再者，自己究竟参与到什么程度，做到什么程度，才能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自己的责任要负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后来都变得模糊不清。我们也常常有这种体验。

    因此现在一个知识分子，就原子弹氢弹爆炸的威协和造成的悲惨景象，把个人的思想和志愿，完全直接地与受害者们的生活和志愿联系起来，而且，他的期望怎样实现？他负有多少责任？为能看清这些问题，必须具备一些条件，在原子弹爆炸后的第二十个年头的夏天，我们打算提倡建立一个集团，从侧面去援助“被团协”的事业，就是为了创造这样的条件。

    我们面向这个１９６５年的夏季。我们努力从各个侧面，来对２０年前最残酷的悲剧进行挖掘和再认识，而对与原子弹爆炸有关的所有资料和受害者们的手记的收集和整理，可以说是最基本的内容。就连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那一部分，也往往会在大量印刷品的泛滥当中淹没而未被发现，而且，这些书刊已经不能重写了，的的确确是珍贵的稀世书刊。

    例如，我们还记得叫作《原子弹爆炸图》的这本书。它是报告遭受爆炸后的人间世界的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但是，同样能够记得由丸木位里和赤松俊子在１９５０年夏，编辑出版的叫作《原子弹》的这本小画册的，果真还能有多少人呢？在桔红色的封面上画着一位老太太的肖像。这本画册里出色地包含着令世人震惊的内容，我希望把我收藏的６４页画面和附带的简短而朴实无华的文章再附印上，并介绍其内容梗概。还有，在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