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CC对日本医生以其独自的方法对原子病所进行的探索持有善意的态度，所以，山胁的情况，只能视为一个特殊幸运的例外。两年之后，他完成了这项统计工作，它具有重大的划时代的意义。

    目前，山胁是广岛的一位儿科开业医生。他现在从事的儿科工作，似乎同《广岛原子弹受害者的白血病发病率及其部分临床观察》并无特殊的直接联系。当谈到论文形成时，我从山胁的脸上看出了他那颇为怀念和眷恋的心情。当我问到为什么没有将原子弹受害者的白血病研究工作坚持下来时，山胁似乎感到这是一个十分唐突而又出人意料的问题。我当即意识到，我是提出了一个何等不合时宜的问题。我们这些去广岛旅行的人们，总是希望在那里找到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圣人。无疑这是来自于违背自然规律和不负责任的旅行者的心态。山胁的论文充分地完成了使命，其后他获得了博士学位，为成为一名开业医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重藤博士就是以这种不为个人增加过分负担而又切实有效的方法，坚持着对原子病的具体的研究工作。

    尤其是当我同山胁会见后不久，又向当时已任原子病医院院长的重藤博士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我说，就一般而言，作为一名年轻的实习医生在取得博士学位之后，难道不可能将原子病的研究工作始终坚持下去吗？对此，重藤博士回答如下：

    “无论原子病医院的业务负责人如何满怀热情地去对原子病进行探索，也很难使年轻的医科学生们有兴趣只将原子病作为他们毕生的研究课题。对于一种不能根本治愈的疾病，只能以老一套的方法进行日常处置。它不会成为倾注医学热情的对象。仅仅从事原子病的研究与治疗工作，也不利于使年轻的医科学生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尽管是无法根本解决的致命疾病，而又只能重复着老一套的常规治疗。我从博士的这些话里，尝受到无比的苦涩。根据山胁的情况可以看出，自从原子弹爆炸以来始终在当地坚持原子病研究的重藤博士，无疑是一个例外。一般而言，在一个连研究设备都不具备的医院里，向同原子弹有关的一切问题进行挑战，尤其是青年医生们的大忌。特别是被占领状态下的广岛，更是理所当然的了。在这一状态下，重藤博士启发一位青年实习医生，引导他撰写论文，在原子病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同时，又尽力使这位青年医生在获取学位和后来的实际生活中达到预期目的。我深深地感受到，在上述极为现实的作法中直接渗透着重藤博士的人格力量。

    重藤博士还曾向我谈到山胁的论文在获取博士学位时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和博士的担心。就这篇论文的重大意义而言，虽说是不可思议的，但实际上在当时的血液学会却未曾对它给予应有的公正评价。其直接原因就在于人类尚未弄清原子弹爆炸所引起的种种灾难的全部真相。

    也就是说，一些拥有实力的医学权威人士根据山胁的统计，虽然承认在广岛的原子弹受害者当中，患白血病的人数在明显增加，但是仅凭这份统计却找不出为何原子弹能引发白血病的原理，因而认为该篇论文缺乏学术价值，为固定观念所束缚的权威者们，往往是有害的，事实就是如此。

    重藤博士自原子弹爆炸的那一瞬间开始，战后２０年来，也就是原子弹爆炸后的２０年来，始终是广岛原子弹受害者日常治疗的负责人。从原子病医院创立之前就是如此，而且，他在担任原子病医院院长之后，仍然不得不继续兼任广岛红十字会医院院长的职务。

    原子病医院不是单纯的研究机构，而是坚持日常治疗的医疗机构。至于重藤博士本人则是战斗在医疗第一线的医生。因此，从重藤博士为核心的原子病医院医生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完全是同临床医疗相结合而进行的。对此，我们应该将它同ABCC相比较而铭记在心。因为ABCC原本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