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上退出会场，成了世界核状况恶化的转折点的开始，所以我的心情当然也十分郁闷。我们作父母的总算好歹迎来了儿子２０岁的生日，当然高兴，妻子更为之高兴，生日那天一到，当时恰逢参议院选举，便带着儿子急急忙忙地去投票，她说：“假如让他弃权，那可就白养这么大了。”我当时就觉得发现了妻子又一个新的侧面。我们的儿子这２０年一天一天地活下来，完全是在强忍着残疾给他带来的困难中度过的，那是不言而喻的痛苦的人生，我想，他是不让我们想到他的痛苦才不叫苦的。

    就这样，如果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对于陷进烦恼的我，常常读的米尔查•埃利亚德从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６９年和我们同时代日记合订本这部书，就是一个很好的鼓励。（“Nosouvenirs” Harper ＆ Row）

    当然，像埃利亚德这样极具多样性、有巨大精神世界的学者、艺术家的日记，决不可能仅有单一的方向性。第一次遇上埃利亚德考察核武器对现代造成的危机时，我倒有一种心头黯然、对他颇有嘲讽的心情。

    １９５９年岁尾，埃利亚德在回答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们提出的关于原子弹的问题，这段回答是这样记载的：“基督教徒大概不应该怕这种炸弹。因为它意味着世界的末日到来。因为它成了‘最后的审判’。印度教徒大概也同样。‘卡里•瑜珈’界向混沌倒退之中结束，然后出现新的世界。只有马克思主义者们才有靠计尽途穷结果的核作为最后结束世界，使人类同受恐怖的正当理由。这样说是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天堂是属于未来的。天堂在地上从来没有存在过。与此相对应，最近似的就是明天的没有阶级的社会。马克思主义者只是预想未来才像天堂，所以才甘愿难以数计的也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杀戮。如果在得知世界是共产主义为最终世界之前消灭，那么，一切历史和人类的一切苦难，可能就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了。”

    虽然我尊重埃利亚德的比较宗教史的分析，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今天的看法和作用，我还另有感想，所以，对于埃利亚德以这一部分为中心的话，总感到一股早被抛弃的犬儒主义味道。不过，埃利亚德始终是一位从正面注视着核武器，认为它是毁灭人类的，并且丝毫不懈地思考这个问题的人，这倒是毫无疑义的。翌年１月间，看到他的下述叙述：

    “马克思主义者和唯物论者对历史的解释，可以说是人类的‘最后的审判’。审判，即灭亡的危险。准确地说，史前期人类几乎就要灭亡了。或者说今天人类就被核武器灭亡。／唯物论者或马克思主义者所思考的，意味着人类对原初的神所赋予的任务已经不存任何希望。结果是使人类消灭。然而这种诱惑及其危险之存在未必是毫无意义的。人类怀着被消灭之势迫在眉睫的自觉活着，对于人类来说，甚至是件好事。恐怖等于参加某一团体举行仪式时的痛苦。

    仪式，这一进入新阶段的礼仪性的手续，埃利亚德把它作为人类规模普遍的信仰体系来思考，因为它是重要的问题点之一，所以十分清楚，他对于核状况决不会以冷眼旁观的态度对待。但是，我更进一步想知道的是，和核爆炸而导致人类灭亡这种想法截然相反，埃利亚德充满积极希望的构想是什么。

    尽管表面上没有写得一清二楚，但是埃利亚德悄悄地但确确实实地把该思想提示于同一日记的下述叙说之中，这是我从他的日记中读到的。于是因此也把我前面提到的陷进烦恼的自己治好了。

    １９６１年年初，埃利亚德把他少年时代在布加勒斯特的经历，在印度狂热地学习时期的经历，在葡萄牙的文化工作经历，以及在战争结束后的祖国罗马尼亚建立社会主义体制时亡命巴黎开始过上学究生活的经历等等综合在一起，使人感到他“更加成熟”。以前，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