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野重治是１９７９年夏季逝世的，初秋的葬礼，各种野花装点祭坛，那气氛的确符合诗人中野，那红花使人觉得任赡派给了我，我便以中野重治的作品“某种乐趣”为题作了准备。但是，刚读完作为讲话的前提而引用原作的几个段落，那位仿佛身居要津的文化官僚型的司仪就发出已经没有时间的信号，结果主题落了空。今年秋季举行中野逝后五周年集会，这次因为多给了一些时间，所以打算重新讲讲这个题目。

    “某种乐趣”这句话，不言而喻，是从中野重治的短篇作品中摘来的话，我以为像中野那样坚毅的思想家，以这样单纯而朴素的表现，不仅显示出中野其人的骨骼，而且内容之有趣也表明了这位文学家独特的风格。因此，我想通过这一小小的机会，以一个后进作家的身分谈一谈对中野的看法。中野重治１９６０年发表了《日暮》和《某种乐趣》两个短篇。我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敬爱这位作家，而同他见面是在反对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美国如何使日本更广更深地参加它的核战略，从载有核弹的托马霍克号军舰的入港问题就能看得十分清楚——的群众运动的时候，当时参加这一运动的阶层非常广泛，文学家当然是此项运动的参加者。我已经读了他这两个短篇，那时就觉得中野重治必须是这样的人！实际上他确实是这样的人，而且超过了我的期待。所以我觉得文如其人，越发觉得《某种乐趣》更有意义，以后凡是有中野讲话的集会，一定兴高采烈地前往。当时我的年龄正好是现在的一半，回忆当时，倍觉亲切。

    不妨重读一下《日暮》。这部作品的中心内容是中野积累多年的一个男人内心世界，中野写这篇作品时已经是五十八岁了。“‘不是什么日暮而道远。是道近了然而也日暮了。暮色越来越浓……’／‘说到道，这道又是什么呢？无非是该作的事吧。既然这样，何必分远近……’／‘道就在近处’这话我脑子里也有，可是连近的我也没有作。大概‘道远’的道和‘道在近处’的道是不同的。连非常之近的道我也没有作到。”

    他在这之前不久，遇到一个面色苍白的三十二、三岁的男人，大衣的前胸处揣着一个沉沉入睡的女婴，隔着不太远的距离向他打听去一个远地方该怎么走。他告诉那人之后站在那里一直望着他远去的背影，不禁心潮起伏。“那男人向我轻轻地点头道谢，然后飘飘然地走了。他揣在胸前的女婴大概只有两岁或者两岁半，他整个身躯仿佛像个影子轻飘飘地走去。看来他身无分文，即使早饭已经吃过，那以后肯定什么都没有吃。那孩子似乎也是空着肚子，有气无力地沉沉地睡着。这是怎么啦？怎么回事？一定出了什么意外吧……”

    于是我就像往常惯例那样，把那男人的事搁置起来出了家门。“像往常惯例那样，这实在是要命的毛病”，自己虽然这么想过，但毕竟毫无办法。那男人的脸色足够地显示战争与战争刚刚结束时的营养失调。他已经没话了，实际上是此人本来就不爱说话还是有别的原因，反正当时他就是这副模样。他说要去荻洼，可是他从哪里来的呢？看不出他那孩子是当囮子用来骗人的……文化水平低，孤独，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幸，干脆利落地全家自杀的人们不断出现的低谷时期……总而言之，一个接一个，仿佛摩肩接踵似地跑去，我就是这副模样，眼下该怎么办呢？论年纪不老不小，只好匆匆忙忙龌龌龊龊地往前奔吧。这么匆匆忙忙龌龌龊龊，能说道近了么？能说是在道上么？是在道上呢，还是离开了道？连我本人也模模糊糊看不清了。

    这位顾虑重重的汉子出了家门之后，打算思考与他处境相同者各种各样的问题，遇上了也许是同样只顾外表不看实际而不得不奔波忙碌的旧朋友，于是站着说了几句话又匆匆道别了。

    我从涩谷上车到新宿下的。／嗓子干得刷拉刷拉的，我想找个喝水的地方。／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