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那时候我年轻气盛，也认为自己‘为人正直’，就下令全体队员去找……结果一找就找到了，两人正躲在一棵大树的后边抱着亲嘴呢。往下就不用说了，当晚就开了他们两人的批斗会，这个批斗会是我主持召开的，让他们两人站在会场的中央，整整批了他们大半夜……那晚批斗会的口号就是两个字：无耻。那时候，不光我一个人觉得他们无耻，可以说，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们很无耻。大家把他们两人围在中间，那时候开斗争会叫做‘过箩’，就是一群人围着，你从这边把他推过来，我从那边把她搡过去……后来，天亮的时候，张秋雁就不见了，于是就再发动人去找，结果是她挂在了一棵树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棵歪脖树，她的眼瞪得很大，目光里一片惊恐……哪个王心平，是个六百度的近视眼，后来补上了一顶右派的帽子，下放到他老家去了。走的时候，他哭着说，我要早知道，就不亲那个嘴了，就那一口，这十六年学白上了，我是带‘帽儿’（右派帽子）归呀！现在想来，不就是谈个恋爱么，值得这样？我要说的是，当一个民族都发烧的时候，泼上一盆两盆凉水是不起作用的。认识也是要有过程的。那是一个提倡斗争的年月，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参加斗争的，不是斗争者，就是被斗者，没有例外。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精神气候。在这样的气候里，你要进步，只有斗争。你想，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好不容易才上了大学，吃的是助学金，我是一定要进步的，我生怕自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就事事冲在前头，一下子就成了这个气候里的活跃分子……”

    老人说：“后来我一直都是积极分子。我是个不甘落后的人，事事都要抢在前边。所以，在那些年月里，有那么一段，我是很红的。我办的第二件坏事，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贴了一张大字报。那时候大字报铺天盖地，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字报的海洋，人人都贴大字报……不料，就是这张大字报惹出了事端。一个对我最赏识的老领导，在我贴了这张大字报之后，跳楼自杀了！当然，在那个时候，一个‘走资派’，死了也就死了，那时候叫做死有余辜，也没人说什么，可这件事一直是我的心病。其实，我那张大字报也没揭发什么，就写了一件小事，写他吃蒸馍剥皮……说实话，在我心里，也还有保护他的意思，因为别人写的问题比我写的严重得多，那时候写什么的都有，有写他是历史反革命的，有写他是国民党特务的，有写他乱搞男女关系的……多了。我也就写了他生活上的一些小问题。我是在乡下长大的，有一次，我看他吃蒸馍剥皮，我真的非常吃惊。他是一个九级干部，资格很老，可他吃蒸馍剥皮，这也是事实。可就算是吃蒸馍剥皮，也罪不至死，是不是？可他就那么死了，当天晚上，他从被关的那栋楼房的窗户里跳了出去。那座楼是学院的标志性建筑，还是在他的主持下盖的，刚盖好，”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那楼一共七层，他从最高处跳下来，就摔在楼前的水泥地上……我想，这是饿人与包子的故事。在吃前八个包子的时候，他都不饱，到了第九个包子，他饱了。也许，是我让他伤心了。别人贴大字报，贴就贴了，无论说什么他都还能挺住，可我是他一手培养的，连我也贴了他的大字报，他就彻底绝望了。”文革“后期，他家里的人到处告状，说是我把他逼死了，我也因为这件事被审查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时候，我一直不服。现在想来，我的确是有责任的。也许，就是我把他逼死的……”

    当老人说到这里的时候，他沉默了很久。尔后，他用火钳子拨了拨土盆里的炭火，接着说：“这件事，我一直不清不楚地背着。后来，我离开了原来的岗位，就下放到这个林科所来了。那时候，我已不愿再跟人打交道了，于是，我选择了树。我本来就是学林业的，可二十五年之后，我才找到了树。就在我找到树之后，我又犯下了第三个错误。”

    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