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一则爆炸性的新闻：我那家报纸的工会举行了罢工。报社关闭了。大门口站着纠察队员，请愿者在街上游行示威。作为工会的会员，我没有选择。我突然之间、也是我生活中第一次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支票，和老板处于对立面。工会的头给我打来电话，警告我别同任何我以前的老总们接触，如果他们打电话来解释，就挂断电话。他们中有许多人是我的朋友。

    “我们要战斗到胜利！”工会的头像士兵一样发誓说。

    我感到既困惑又沮丧。虽然我在电视台和电台的打工是一份不错的副业，但报纸始终是我的生命线，是我生命中的氧气。当我每天早上看见我写的报道见诸报端时，我便知道，至少从某个意义上说我还活着。

    现在它消失了。随着罢工的继续——一天，两天，三天——不断有令人焦虑的电话和谣言传来，说这次罢工有可能持续几个月。我所熟悉的生活方式被打乱了。原来每天晚上都有体育比赛需要我去采访，现在我只能呆在家里，坐在电视机前看。我已经理所当然地认为读者是非常需要我的专栏文章的，可我吃惊地发现缺了我一切照样进行得十分顺利。

    这样过了一个星期，我拿起电话拨了莫里的号码，康尼让他接了电话。

    “你来看我，”他的语调不像是询问而像是命令。

    我能来吗？

    “星期二怎么样？”

    星期二很合适，我说。就星期二。

    ＊

    在大学的第二年，我选了他的另外两门课，我们跨出了教室，经常见面交谈。我以前从来没有和一个亲属以外的成年人这么相处过，但我觉得和莫里极容易相处，他也显得很快活。

    “今天我们该去哪儿？”我一走进他的办公室，他兴奋地问。

    春天，我们就坐在社会学系大楼外的一棵大树下；冬天，我们坐在他的办公桌前。我穿无领的灰色长袖衫和阿迪达斯运动鞋，莫里则穿洛克波特鞋和灯芯绒裤子。我们每次交谈时，他先听我漫无边际的聊天，然后将话题移到人生经验上，他提醒我说，金钱不是最重要的，这和校园里盛行的观点截然相反。他对我说应该做一个“完整的人”。他谈到了青春的异化问题，谈到了同周围的社会建立某种联系的必要性。有些事情我能理解，有些则不能，但这无关紧要。讨论问题向我提供了一个同他交谈的机会，我和我父亲从未有过这样的交谈，我父亲希望我将来当律师。

    莫里讨厌律师。

    “你毕业后想做什么？”他问。

    我想成为音乐家，我说。弹钢琴。

    “太好了，”他说，“但这是条很艰难的道路。”

    是的。

    “有许多行家高手。”

    我早已听说了。

    “但是，”他说，“如果你真的这么想，那就应该让你的梦想成真。”我真想拥抱他，感谢他这么说，可我不是很外向，我只是，点了点头。

    “我相信你弹钢琴时一定很有活力，”他说。

    我笑了。活力？

    他也笑了。“活力。怎么啦，这个说法已经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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