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尚塔尔知道让•马克对她不忠实，她可以承受，但那就会与她心中的猜测相符，虽然这种间谍般的，警察般的考验一点也不像她所认识的让•马克的作风。当他们相识的时候，关于她的过去，他什么也不要求知道，什么也不想听。她又陷入了矛盾之中。她从来不向他保密什么，只对那些他不想听到的事稍作保留。她不明白为什么，他突然开始怀疑她，开始监视他。

    她突然想起那些关于深红色的红衣主教披风的话是如何唤醒她的，她觉得有些羞愧。她是多么容易就接受了别人在她脑中播种下的观点！她在他面前表现得是多么地可笑？他把她像一只老鼠一样关入了笼中，残忍地，取乐地观察着她的反应。

    如果她错了呢？当她自认为已摘下那位通信者面具的时候，她不是已经错过两次了吗？她翻出一些过去让•马克给她写的信，并把它们与那些署名c•d•b的信相比较。让•马克的字微微向右倾斜，而且字非常小；而那位陌生人的字却简直比那要大一号，而且是向左边倾斜的。但显而易见，过于明显的不同正说明了欺骗。一个人想要改变他的字迹，首先想到的就是字的倾斜方向和大小。尚塔尔试图比较让•马克和那个陌生人写的字母“f”，“a”，“o”，她发现尽管它们的大小不同，但它们的结构却看起来十分地类似。但当她继续比较下去的时候，她却越来越不能确定了。（口欧），不，她不是一个鉴定家，她怎么能确定呢？

    她从中挑选了那封让•马克的信和一封署名c•d•b的信，把它们放入手提包中。另外一些该怎么处置呢？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藏起来？为什么要那么麻烦呢？让•马克知道它们，他甚至知道她把它们放在哪儿。她不能让他知道自己已觉察到受到了监视。于是，她又把它们放回衣橱中老位置。

    她来到一家心理咨询服务公司门前，按响了门铃。一个穿黑衣服的年轻人出来迎接她。他带她穿过一条走廊，来到一间办公室门口。在那间办公室的桌子后边，坐着一个穿衬衣的，肌肉发达的男人。那个年轻人自顾自地走到墙边垂手站着。那个肌肉发达的男人站起来，跟她握了握手。

    他又回到位置上坐下来。她也在他对面的一把有把手的椅子上坐下。她把让•马克和那位c•d•b的信摊在桌上。当她有些尴尬地解释她想搞清楚些什么的时候，那个男人说，他的声音好像是从一个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我可以向你提供有关那个你认识的人的心理分析，但要从伪造的笔迹中得出心理分析却很难。”

    “我不需要什么心理分析，我十分了解那个写这封信的男人的心理。如果，我的判断是正确的，真的是他写了这些信。”

    “你所要知道的，据我理解，是想确定那个写这封信的人——你的情人或丈夫——就是那个在另一封信中改变了笔迹的人，你想揭穿他。”

    “也不完全是这样。”她不自在地说。

    “不完全是，但基本上是。然而，夫人，我是一个笔迹心理学者，而不是一个私人侦探，我也不与警察局合伙。”

    谈话陷入了僵局，房间里一片寂静，但两个男人似乎谁也没有要打破它的意思，因为没有一个人同情她。

    她感到在她体内有一阵热浪正在横冲直撞，一阵有力的、汹涌的，正在迅速膨胀的热浪。她浑身发烫，全身的肌肤都变成了红色。那关于红衣主教的披风的话又一次在她脑中一闪而过，而事实上，现在她身上也正披着一件困窘编织而成的华丽的披风。

    “您来错地方了，”他继续说道：“这儿并不是告发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