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1931年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编者注）开始时在吉林省公主岭参加宪兵队的。当时的我，还是个连虫子都不敢踩死的人。

    可是，当上宪兵不满两个月时，我参加了新兵的“勇敢测验”，在营长的命令下，当场就用刺刀杀死了一位中国人。从那天起，我就不是人了。我自以为是为了天皇陛下，为了大和民族的繁荣，为了获得出人头地的勋章，而完完全全地变成了一个杀人的魔鬼。

    1934年冬，我在中国东部中朝边境当宪兵负责封锁国境线，奉命审讯被俘的抗日联军的士兵。在松泽伍长的率领下，我们对俘虏严刑拷问，灌凉水、木刀砍、火筷子烫、跪三角铁、针刺指甲缝无所不用其极，最后，再用日本刀把人杀死。那情景的确是人间地狱一般，当时我是完全丧失了人性。

    齐齐哈尔是被我称之为第二故乡的地方，而从反面来说，这是我犯罪的一个据点。1933年8月，我到齐齐哈尔宪兵队任职，在那里我一直干了12年，直到1945年8月战败为止。在那个时期，我手中握有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杀大权，不，其实是狐假虎威。当时我想：“中国人就像虫子似的，杀他几个算个啥！”在拷问过程中，我把施行暴力当成了天职，至于那些中国老百姓的痛苦，我丝毫不动心。

    在齐齐哈尔，第14师接替第2师驻防时，治安管理由“警务统制委员会”取代了“治安维持会”。随后，又向各县派驻了宪兵分队，随时与总部保持联系。宪兵们都以“杀百人”为奋斗目标。在食堂里谈的都是这个话题。当腰中挂着一把3尺长军刀的伍长坂田洋洋自得他说“我杀了33个中国人”时，另一个人就说：“那算什么，我已经杀了70个”，坂田马上就闭口无言了。

    宪兵队无恶不做。酒田市出身的泽田幸次郎伍长等人，在当了警察指导官以后，昼夜巡逻，每天都向上级打7份以上的报告。他手下的宪兵一刻也不闲，非常活跃，以杀人为己任。“警务统制委员会”由宪兵队长牵头，统管其他警务机关，持有任意杀人的所谓“严重处分权”。他们可以根据密探的报告，连夜搜捕，抓那些没有身份证或行迹可疑的人。抓来的人，他们可以随便安一个罪名就当场杀死。在齐齐哈尔西门外的诺恩格河畔，就有几百名无辜的中国人被杀死。

    当时，我只是一个上等兵。有一天，西山班长命令我说：“今天午后一点，在西门外要杀掉15个人，你去当监斩官吧！”当我身穿制服骑着马赶到现场时，满洲警察们说：“啊，宪兵来了！”我刚刚下马，那里便立刻枪声大作，被绑着跪在大坑周围的一群中国青年，纷纷被警察们的枪弹击中，有的连脑浆都飞散出来了。我原以为是来参观一下杀人场面的，而实际上，我却成为这次杀人行动的指挥者。为什么呢？因为满洲警察是没有“严重处分权”的，没有日本宪兵到场，他们无权杀人。

    从那以后，宪兵的任务又由治安对策转变到思想对策、共产党对策和防谍对策了。现在，我对齐齐哈尔宪兵队的罪恶全貌记忆得不那么清楚了，只能讲一讲脑海中留下印象最深的几件事。

    1、镇压齐齐哈尔共产党事件

    1935年6月，以黑龙江民报社长王北海、记者金柏来为首的20名报社职员，还有100余名教育界知名人士，被宪兵和警察抓起来。他们的罪名是建立“人民战线运动”这个共产党组织。但是，经过严刑拷问之后，我们仍然一无所获，没办法，便以他们组织“生活改善会”，开展人民战线运动为名，把他们送上法庭。就这样，把王社长等5人判了死刑，把另外40人处以10年以上的徒刑。在这次事件中，我和中田伍长一起审讯了铁路局列车段的鞠某，用灌凉水等办法把他拷打致死；还把龙江中学教员王中华抓来，用洗澡盆里的脏水灌他，然后又把他杀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