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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们宪兵队干尽了坏事
织。针对他们,我组织了一个特别搜查班,用一个月时间对他们跟踪调查,掌握了该组织的全貌,然后对他们采取行动,一网打尽。

    线索,是田中部队和白丸部队发现的。他们在同抗日联军第12支队交战时,缴获了战死的支队长的公文包,发现了一封暗语联络信。后来又经过一个月的调查,组织了一次“田白行动”大搜捕。结果逮捕了120人送交法庭,其中王耀金、施立章等被杀害,大约40人被投入监狱。

    11、“贞星”行动

    这也是我所犯下的罪行。在进行“田白”行动的同时,又发现了齐齐哈尔的另外一个地下抗日组织。为此,我在1941年12月又组织了一个特别搜查班。

    这个组织是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已经深入到齐齐哈尔、哈尔滨、吉林、奉天、锦州等铁路局里去,深入到伪满官吏、军队和知识阶层里去了。所以,这次的搜捕规模很大。我们特搜班人手不够,便由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官原守下命令,要求宪兵、警察、铁路警卫队配合行动。结果,逮捕了550多人,有20人被判处死刑,大多数人被投入监狱。(这次行动是以齐齐哈尔宪兵队奌星中校的姓来命名。)

    现在回首往事时,还记得当时我曾有一个错误观念,就是“只要是为了国家,干什么事都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杀害了那么多人,犯下了那么多惨无人道的罪行。

    1954年,当我接受最后的审查时,我的面前摆着上百封中国被害者的父母兄弟妻子揭发我的罪行的信件,我一封封地阅读着,心里并不感到愕然。我亲手写下一段话“这些人确实是被我杀害的,我接受给我的任何惩处。”并签上了名字。

    “田白”行动中被害的哈工大负责人王柯恩的母亲写道:“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是土屋把他抓去拷打死的,政府一定要给我报仇雪恨哪!”

    “贞星”行动中被杀害的黑龙江督导员袁耀文的家属写信控诉说:袁耀文被杀害以后,妻子张氏由于被长期关押得了重病,出狱不久就去世了,他们扔下了两个幼女和一位80岁高龄的老母亲。由于无力抚养两个孙女,80岁的老母悲愤地卧轨自杀了。以后,这两个幼女的遭遇便可想而知了。

    现在,回顾过去的历史,我确实犯下了无数的罪行啊!我所得到的宪兵少尉军衔,沾满了中国人民的血和泪!我在侵略中国的半生当中,在北满的大地上留下的罪恶的痕迹,是永远也抹不掉的。

    战败以后,我作为战犯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6年时间。虽然我在东北夺去了那么多人的生命,使东北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磨难,可是管理所的人们却给了我非常人道的待遇。他们从未打过我一下,甚至从未骂过我一句。特别是1956年,又对我们实行了“以德报怨”的政策,对于我这样理应判死刑的战犯,也免予起诉,释放回国。如果有人让我第二次拿起枪来,我是死也不干啦!我衷心地向中国人民谢罪。我在超度死者亡灵的时候,决心把我的余生贡献给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事业。这是我今后要做的唯一的一件要赎罪的事情,如果做不到,我就没有资格再活下去了。

    作者简历:

    1931年在吉林省公主岭参加日军;1933年成为齐齐哈尔宪兵队的宪兵;后成为齐齐哈尔宪兵队总部的少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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