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用汽车把赵将军遗体运到佳木斯警务厅去了。又过了几天，县里给田井署长打来电话说：“为了写好给中央的报告书，请你到县里来一趟。”这就是说，写给中央的报告，要由县警察署长、特务股长、省警察股长、特务股长合议写出，我起草的报告书就没用了，为此，我心里很生气。

    可是，过了一周，我接到省里一个电话：“带着赵尚志的首级，马上乘飞机到新京的治安部警备司来！”此时，我心里乐开了花。

    在佳木斯飞机场，起草报告的几个人把报告书和装着赵尚志将军头颅的白木箱交给我，由我带着登上飞机到新京去。一到新京，我便乘上前来迎接我的小汽车，一直来到伪满治安部大臣室。治安部大臣于芒山接见了我。当我打开白木箱盖让他看时，他欢喜他说：“好！好！”

    然后，我就到特务科长鹤的办公室去，他是从三江省警务厅调到新京来的。他对我说：“三江这次干得不错。安藤科长和你，都是有功之臣。我马上给你们报请奖金，你转告安藤科长吧！”

    我们把赵将军的头颅在各科室传看了一遍。然后，我就离开新京返回三江省去了。后来听说，赵尚志将军的头颅是由三江省警务厅警备股的人锯下来的，他们把遗体投入了松花江；而赵将军的头颅，后来被埋到新京市内的护国般若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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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伪满当警察官的整整10年期间内，不知不觉地丧失了全部人性而变成了“东洋鬼子”，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无数罪行。

    我参加谋杀赵将军这件事，不仅仅是对将军一个人，而是对当时东三省的三千万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使他们因为失去了抗日斗争的领导人而沉浸于巨大的悲痛和愤怒之中。实际上，这是我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抹不掉的罪行。由于我的罪行，使东北人民抗日运动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胜利大大地推迟了。越想这件事，我越感到自己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所以，我被列入日本战犯名单（收监号码353号）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然而，中国共产党及人民政府对我们这些战犯实行了极为宽大的政策。我们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生活了6年，那里始终贯彻着人道主义的“尊重人权”、“不许打入”、“积极治病”等基本方针。

    由于这个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胜似亲人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地完成了“由鬼到人”的转变。后来，又把我们全部释放回国了。

    我要在此风烛残年中为反对侵略战争，为日中两国人民的世世代代友好，为日本社会成为真正的民主主义社会，为日本的进步与改革而奋斗到底！

    作者简历：

    1935年10月入伍。1941年10月任黑龙江省鹤立县兴山警察署特务股长。1942年参加谋杀赵尚志将军以后，任黑龙江省富锦县警务科警防科长、警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