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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于1920年生于崎玉县太田村，家里是开米店的。从1926年到1934年，我在小学读书。那是个和平的年代，家里大人们脸上始终挂着笑容。我常常爬上房顶，眺望村里的莲花池和一块块的菜花地，还有那呜着汽笛飞快奔驰的汽车。

    1931年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编者注）开始后，在村子里，军人开始受欢迎，每当他们进行军事演习时，孩子们都欢天喜地地跟在他们后面跑来跑去。

    当时的小学校，开始以“精神教育”为重点了。我们上的“修身”道德课，第一讲忠君，第二讲孝亲，这就是所谓以“忠孝一体”为教育的中心。

    每到节日，都要举行《教育勃语》的奉读式。由穿着礼服、戴着白手套的校长恭恭敬敬地领着我们诵读：“一旦有危急之事，义勇男儿应该以奉公之心维护无穷无尽之皇道……”虽然诵读的内容我们听不懂几句，但从那种严肃的气氛，学生们都感觉到天皇是个“伟大的、可敬的”人物。

    国史课上，也是向我们灌输崇拜夭皇的思想。说什么天皇陛下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是日本国家神圣的元首，日本国民都要团结在神圣天皇的周围，成为世界闻名的“大和民族”。还讲历史上的英雄人物都是忠于天皇的模范。

    每年，学校都组织我们到楠木神社、乃木神社、靖国神社去参拜。

    这就是我的少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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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我小学毕业。那正是日本扩大侵华战争之际。侵占了满洲的日军，已经把战火推进到上海。当时，小学毕业生一律进“青年学校”，并规定，学生在20岁之前，必须接受250小时的军事训练。

    “青年学校”里建立了“青年团”，其活动由老师领导。学校提倡学习剑道、柔道和枪法。青年们的言论受到限制，到处都使用“非常时期”、“国民总动员”等词汇。

    在这种环境中，我怎样呢？我在小学时代就是个非常认真的孩子，8年中没缺过一天课，成绩又好，便当上了模范生。进了青年学校，我仍然存在着模范生的使命感。军事训练，我从不缺席，还向担任青年学校指导官的哥哥学习枪法和剑术，背诵《军人勅谕》，特别喜欢学习《步兵操典》、《阵中勤务令》。另外，我的叔叔是日俄战争中金鵄勋章的获得者，堂兄又是近卫军的现役军官。这样的环境，使我的头脑中一直憧憬着当一个出色的军人。

    日华战争全面展开以后，37岁的哥哥在村里第一批应征入伍。后来，出征的人愈来愈多。村子里经常举行欢送新兵入伍的仪式和追悼战亡者英灵的葬礼。本来是个很安静的村庄，现在完全沉浸在战争的气氛中了。

    当时，我头脑中充满了反动思想。我认为，应征入伍是响应天皇的号召，是日本国民三大义务之一；还认为日本进行的战争是为了保卫亚洲和平而进行的正义战争；还认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和民族征服世界、日本天皇成为世界天皇的日子一定会来临的。我高唱着“为了东洋的和平，不借牺牲生命”的歌，并且对此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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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我服现役入伍到中国山东省的日军独立混成第10旅。一入伍就当了下士。下面，就是我当新兵时所犯下的罪行。

    这是1941年9月步兵第43独立营在山东省莱芜县进行扫荡时的事情。茶叶口村是个周围环山、如园林一般漂亮的村庄。早晨的炊烟袅袅升起，人们正在村外的菜地里挥锄劳动。枝头的小鸟叽叽喳喳唱个不停。各家的主妇准备好早饭，正在招呼孩子们口家吃饭。这美妙的交响曲，在附近的山谷里回荡着。

    突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