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纸、日用品、香烟、钢笔、墨水等都是统一新发的，洗澡和理发也很方便。特别是中国工作人员，不但没打过我们，连骂也没骂过我们。这和日本军队给予中国俘虏的待遇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啊！

    最初，我们这些人对称我们为“战犯”有反感，不肯承认这一点。我们想，中国人对我们这样好，大概是为了把我们集体处死更方便，于是，心里普遍有一种不满情绪。虽然《监狱守则》上规定，每天都要有学习时间，可是我们却沉溺于打麻将、下象棋、用日语谈天，就是不肯学习。

    可是整天地无所事事，也有烦的时候。我们向管理人员要书报看，他们发给我们中国报纸和在华日本人发行的报纸杂志看。刚开始不太习惯，可是久而久之对学习也就有了兴趣。我们开始了认真的学习。当时，管理所每天给我们用日语播送《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还组织我们学习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等。这些书籍是我们过去从来没接触过的，学习给我们带来了探求未知世界的喜悦。通过学习，我们逐渐地认识到，过去我们所受到的天皇制教育具有极大的欺骗性。特别是我们这些罪大恶极的战犯，在管理所里仍然受到了不敢想象的优厚待遇，使我们非常受感动。我们认识到，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的政策，也开始理解了中国人民的心情。

    与此同时，中朝军队在朝鲜战争中的巨大胜利，仿佛用铁锤砸碎了我们幻想美军打进中国来拯救我们的“美梦”。无情的事实，使我们感到绝望。同时，也促使我们认识到，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学习开始有了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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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抚顺战犯管理所内，掀起了彻底但白自己的战争罪行、向中国人民谢罪的高潮，开展了一场“坦白运动”。这是需要勇气的。我们这些人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战争罪行，没有人能否定这一点。可是，如果把一切罪恶都暴露出来，会怎么样给我们量刑呢？是坦白好还是隐瞒好呢？形势逼迫我们做出选择。

    这时，宫崎弘元大尉在全所大会上把自己所犯下的可怕的罪行全部坦白了出来。在但白的最后，他泣不成声他说：“请给我严重的处分吧！”他仿佛是抱着必死的信念来坦白的。这件事给了我们很大的冲击。我虽然很受感动，可是心里仍然很矛盾。我开始只把那些杀鸡宰羊之类的事情一件一件写出来，而对另一些严重罪行则不敢写出。不眠之夜在继续着。

    正在这时，我得了病，腰痛得直不起来，自以为是坐骨神经痛，可是治了好久也不见效。有一天，我接受了全面身体检查，才知道是患了性病。中国医生给我用了从国外进口的、价格昂贵的盘尼西林，每天打4支，连续打了4个月。治病期间，医生、护士给我以精心的治疗和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把我的病完全治好了，我禁不住流出了兴奋和感动的泪水。

    后来，我才得知，管理所的工作人员都是同日军打过仗交过手的士官以上的人员，其中一些人还与日军有杀父之仇。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给予了我们温暖的、人道主义的待遇。世界上哪里找这么人道的监狱！我逐渐明白了，中国的监狱，不是以杀人为目的的，而是为了把罪犯改造成为真正的人。认识到这一点，我的心情也豁然开朗了。

    我在医务室治病期间，就下了决心：我应当知恩报恩。如果在这些人面前，我还不肯把自己的全部罪行交待出来，我还算是个人吗？于是，我把自己犯下的全部罪行都写进了坦白书，不管怎么惩处我，我都甘心情愿地接受！这样，我终于在长期的痛苦的思想斗争中战胜了自己，从残无人道的军国主义思想中解放出来了。

    1956年8月，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