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说的中国话，脸上现出了莫名其妙的神情，宪兵便把他推到手术台前。水谷转过身去，往叠成好几层的药布上倒生理盐水和酒精。别人都围到手术台前来。

    我又敲了敲手术台，心情急躁地说道：“来睡觉，来睡觉吧！”宪兵便使劲把那个人推上了手术台。

    他刚坐到手术台上的一刹那间，连我在内的六个男人一下子就抓住他的两手、两脚、腰、肩、头，硬把他按倒在手术台上。水谷几乎与此同时地把浸满麻药的药布捂到他的鼻子和嘴上。他猛地要坐起来，大家拼命按住他、弄得手术台都移动了位置。

    我急忙用双手抱住他的头，使劲把他固定在手术台上。他脸上充满愤怒，咬紧牙关，屏住呼吸，左右摇着头，想躲开捂到他嘴上的药布。而水谷不顾一切地往下摁着那药布。为了让麻药快些起作用，我把两手的大拇指放到他双颊的上下颚之间用力一抠，他的嘴就张开了，发出短促的“呵，呵”的呼吸声。

    我对发呆的水谷吩咐了一句，“再加点生理盐水和酒精！”他拿起药瓶连忙按了一下瓶口上的按钮，药水成细线状喷到药布上。麻药蒸发出来的强烈气味钻进了我的鼻孔，不一会儿，我就感到头晕和全身无力。我知道，这是麻药起了作用，便放了心。我吩咐卫兵把麻药换成乙醚，又让他们把那人的双脚绑到手术台上，还告诉大家，在没有全部麻醉之前不要放手。

    我看到那人已经进入呼吸渐渐恢复正常的深麻醉期，便让水谷把麻醉工作交给卫生军曹森下，然后去洗手准备开始手术。卫生兵把早已准备好的手术器械从准备室推进手术室来。

    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的宪兵问了一句：“现在，不管怎么摆弄他，他也不知道了吧？”

    我便说，岂止是什么也不知道了，他是不知不觉地连命也没了。宪兵呆笑着说：“这样的死法，比挨枪子打死可是好多了！”

    我让卫生兵把那人脚上的绳子解开，把他身上的衣服全都扒光，成为完全裸体。他身上有许多条紫色的伤痕，看来，是受过多次残酷的拷打。我对此毫不介意，命令再把他的手脚绑到手术台上。我心里想，这个人从他肩部、背部的健壮肌肉看来，一定是个从小就在田里劳动的农民。

    三名军医都已穿好手术服，各就各位了。这时，我脑海里又重现了去年在郑州第12军直辖兵站医院里对一名抗日战士进行“活体解剖”的情景。

    那次，我和二十名参加学习的军医一起围着手术台站着，紧张得连气都喘不上来。突然，当教官的北京第一陆军医院的中校军医长盐喊了一声“立正”。我们大家马上肃立不动。他便向指挥那次教育课的第12军军医部长、大校军医川岛清报告：“解剖即将开始。”然后，长盐对那个由于全身麻醉而完全失去知觉的活人，仿照对死人进行病理解剖的仪式，发出了一声“致敬”的口令。新田和水谷打开一条最大的床单，把那个人的裸体盖在下面。

    新田说道：“我当医生以后，只看别人动过几次盲肠手术，可自己动手做，今天还是头一回。”他一边说着，一边拿起了手术刀。二十五岁的军医高岩，原来是个学徒，去年年末刚刚从学校毕业，来到河南只有两三个月，至今也没做过象样的手术。他紧闭着双唇，神情紧张地站在旁边。

    水谷是做过盲肠之类的小手术的，他轻声问我：“那就开始吧？”我说，“稍等一下”，便仿照长盐的样子喊了一声“立正”，然后肃立不动地向院长报告说：“解剖即将开始。”

    院长傲慢地轻轻点了点头。我又喊了一声“致敬”。面对着今天被残酷的麻醉夺去意识的人，就像对着俨然活着的中国人一样，我首先低下了头。大家也都带着在这一刹那间紧张起来的神情跟着我低下了头。

    我的父亲也是个军人。从呱呱堕地那天起，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