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瓦斯，我“啊”地一声，连忙闭上了睛眼，这是催泪毒瓦斯啊！从帐篷里传出来的悲痛的叫喊声依稀可辨。到5分半钟的时候，那个中国人终于垂下头，一动不动了。驼背安达看到这种情形，命令停止放气。那个军医把铁管开关拧紧了，然后，回过身来，打开了通风机的开关。马达一响起来，不到5分钟工夫，帐篷里的毒瓦斯气就完全排到空中去了。

    “喂，把他从里面拉出来！”听了驼背安达的命令，我刚要往里面跑，一个军医叫住我，“等一等！”说完，他递给我一套防毒面具，我戴上了。垂着头的中国人，还在微弱地呼吸着。麻绳已经勒进胳膊和大腿的肌肉里去，血糊糊的一片，很难解下来。我好不容易解开绳子，他一下子就倒在地上了。我把原来绑他双手的麻绳绕到他双肩上，硬把他拖出帐篷。

    这时，军医们就像闻到人肉味的饿狼一样一下子围了上来。有的用手电照他的眼睛、鼻子、嘴，有的用听诊器听他的胸部。过一会儿，军医长向那个叉着腿站在一旁看自己笔记本的驼背安达问了一句什么，然后就吩咐另外两个军医和他一起给那人作人工呼吸。他们轮班搞了好半天，受害者的神智仍然不能恢复。

    正在这时，驼背安达喊了一句：“第二项实验！”这个濒死的人又被第二次送进帐篷。所说的“第二项”，是指“窒息瓦斯实验”。这种瓦斯，没用上两分钟，就夺去了这个中国人的宝贵生命。

    “还磨蹭什么！快送到解剖室！”几个军医在驼背安达的训斥声中把尸体放到担架上，由两个人从后门抬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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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每天午前午后各一次的这种惨无人道的暴行，连续进行了十多天。可是，嗜血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们决不以此为满足。第一种实验还没结束，就用卡车从火车站运来另一批30名中国人。

    不久，第二种实验就开始了。在院子正中的地方，有一栋青砖的平房，从里边分成两间。这里放着20多只长1.5米、宽1米、高70厘米的铁箱子。每只铁箱，可以把一个活人仰着脸塞进去，再用锁把盖子锁上，那个人就只能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

    每天，都有两三名中国人被塞进这种箱子里去。“看！这个，要胳膊；这个，要肚子；”驼背安达这样一个一个地向军医布置任务。

    那些军医便拿着很粗的注射器，往受害者的头部、脸部、前胸、后背、腹部……无论哪个部位乱扎针。

    哎哟！疼啊！鬼子！畜生！要杀就快杀！受害者绝望地喊着、挣扎着，把大铁箱都摇动了。

    军医们按固定的间隔时间打开箱盖，检查被注射过的部位。那些人身上被扎过的皮肤都烂得像石榴似的，露出肉来。他们脸上的模样没有变化，可肉体在极短时间内就腐烂了。两天、三天，一周时间过去，好端端的活人就在杀人箱里完全烂掉了。

    “喂！宪兵不许到那里去！”军医长从我身后这样喊道。我是想到解剖室去。

    有一天，我左拐右绕地终于来到解剖室门前。搞解剖的军医们都去吃午饭了。真万幸！这里一个人也没有，我推开门走了进去。

    在那张用粗木板做的所谓手术台上，用绳子绑着一个裸体的中国人，他正处于假死状态。他身上被注射过的部位，已经被人用刀子、斧子、锯切割下去。手术台四周，真是一片血海呀！人肉、人骨、手、脚、人头！到处乱放着。屋子右角，放着几百个直径30公分的洋铁罐，里面装的都是人肉，是准备做罐头用的。在屋子最里面的手术台上，还传来刚刚从第二实验场送来的中国人微弱的呻吟声。

    第二种实验，就这样持续了两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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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夜里两点钟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