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校长欲言又止地支吾一句：“山上凉，多穿件衣服。”

    张英才说：“我正想过去问你，琴盒上写着的明爱芬是谁？”

    余校长等一会儿才回答：“就是我妻子。”

    张英才说：“没问过就用她的琴，她会生气么？”

    余校长冷冷地说：“你就用着吧，这东西对她是多余的。她若是能生气就好了。她不生气，她只想寻死，早死早托生。”

    张英才被这话吓了一跳。

    余校长不明不白地离开后，张英才想再给姚燕写封信，然而思来想去，总也拿不定主意如何将自己的地址告诉姚燕。

    半夜里，低沉而悠长的笛子忽然吹响了。张英才从床上爬起来，站到门口。孙四海的窗户上没有亮，只有两颗黑闪闪的东西。他把这当成孙四海的眼睛。笛子吹的还是《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吹得如泣如诉，凄婉极了，很和谐地同拂过山坡的夜风一起，飘飘荡荡地走得很远。

    夜里没有做梦，睡得正香时，忽然听到笛声，吹的又是国歌。

    张英才睁开眼，见天色已亮，赶忙起床，披上衣服走到门外。操场上正在举行升旗仪式，余校长站在最前面，一把一把地扯着从旗杆上垂下来的绳子。余校长身后是用笛子吹奏国歌的邓有米和孙四海，再往后是昨晚住在余校长家的那些学生。九月的山里，晨风又大又凉，这支小小队伍中，多数孩子只穿着背心短裤，黑瘦的小腿在风里簌簌抖动。大约是冷的缘故，孩子们唱国歌时格外用力，最用力的是余校长的儿子余志。国旗和太阳一道，从余校长的手臂上冉冉升起来后，孩子们才就地解散。

    张英才走过去，问余校长：“怎么昨天没人提醒我？”

    余校长说：“这事是大家自愿的。”

    张英才又问：“孩子们也愿意起这么早？”

    余校长说：“开始不愿意，教了一阵就愿意了。”

    余校长忽然伤感起来，他指着正在操场上跑来跑去的孩子：“又少了一个爱读书的学生。昨天他还在这儿，夜里有人捎来口信，他父亲在外面挖煤，出事故死了。家里就剩下他一个男人，他不回去顶大梁，日子就没法过了。他才十二岁呀！听到父亲的死讯，只红了红眼圈，硬是犟着没有哭出来，收拾书包时一点方寸也没乱，就连借别人的橡皮擦都晓得还。我怕他难过，谁知分手时反而是他来劝我，说自己会抽空读书，将来若是出息，一定要回学校给老师们磕头谢恩。还说，他家那儿望得见这面红旗，每天早晨他会在家里一边想着老师和同学，一边唱国歌。只要能唱歌，他就什么也不怕。”

    余校长用大骨节的手揉着眼窝。

    孙四海在一旁说：“就是领头的那个大孩子，叫叶萌，是五年级最聪明的一个。”

    张英才明白这是说给自己听的。他很感动地说：“余校长，这些事你应该通过万站长向上面反映，让县里或者省城出面关心一下这些孩子。”

    “这山大得很咧，许多人连饭都吃不饱，哪能顾到教育上来哟。”余校长说，“听说国家在搞科技扶贫，这样就好，搞科技就要先抓教育，孩子们就有希望了。”

    邓有米插嘴说：“还希望我们几个都能早点转正。”

    张英才的情绪被这句话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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