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身高，但她却婀娜丰满，金发碧眼。同住一室，第一次接触一个完全异样的人种，一份截然不同的文化；也是第一次体味：疆界可以跨越，文化可以交流。也许是苏珊娜的学识和胸襟给了我太多的希望和幻觉：对于友善而优雅的欧洲人。但确实，如果说，八十年代国门初开，那么是这个德国姑娘向我展示了迷人的外部世界。一日，谈起了《1984》，我说起我对的预言性的惊叹，并未说得更多——我毕竟认定，她不会懂得。她却激动得站起来：“谁说是预言？他写的是历史。是纳粹！”“纳粹？当然不。他写的是红色恐怖。”

    我们好像在争夺这悲剧的原型权。为了证明，她翻出德国的画册。是的，“ 一切”都在上面：旗海，巨幅画像、胸章、臂章，欢乐幸福的人群，无数的狂欢式的游行；还有禁欲、疯狂和物质匮乏——那是希特勒时代的德国。日后看到纳粹著名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发现与我们成长年代的大歌舞，除了意识形态的对立，其表象系统相像到令人发指。所不同的，是我在其中长大成人，而她是在父亲反复的讲述中铭记了那可怖的岁月。她因此不同于视二战为不可逾越的历史断层的西方同代人。

    对，在我们“争夺”悲剧所有权时，她出示给我一只密码锁，码号是1984，她说这锁从高中寄宿学校跟她到现在；她祈望每一次开锁，便是一次对魔咒的解除。她同样恐惧着历史的轮回。在20岁的年龄上，几乎下泪——为一个来自异文化的知交。1984年，她给我写来短信：1984年到了，上帝保佑我们。——对宗教极端轻蔑的她，用了这样的措词。1984年元旦到来的时候，世界重要报刊的话题之一：我们安度了1984年，预言幸未成真。

    我记住了那把锁，它第一次使我尝试走出自己的历史和伤痛，望向疆界之外，去思考集权、暴力、体制与自由。一直热衷于阅读种种关于大革命与历史浩劫的书籍；因无法逃离记忆中的梦魇，便尝试去正视它。法国大革命，纳粹，奥斯威辛，古拉格群岛，麦卡锡时代的美国，法国五月风暴。是的，《1984》不是一个关于中国的预言，也不只是一个关于红色的寓言。

    后来知道，苏珊娜也错了：她和我一样过分沉湎于自己的历史与自己国度中的创伤记忆。如果说有某种引发奥威尔写作《1984》的历史动因，那么它得自第三帝国，也得自三十年代苏联的“大清洗”：它是一个关于现代专制的天才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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