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下深处、天花板低低的食堂里，午饭的队伍挪动得很慢。屋子里已经很满了，人声喧哗。柜台上铁窗里面炖菜的蒸气往外直冒，带有一种铁腥的酸味，却盖不过胜利牌杜松子酒的酒气。在屋子的那一头有一个小酒吧，其实只不过是墙上的一个小洞，花一角钱可以在那里买到一大杯杜松子酒。

    “正是我要找的人，”温斯顿背后有人说。

    他转过身去，原来是他的朋友赛麦，是在研究司工作的。也许确切地说，谈不上是“朋友”。如今时世，没有朋友，只有同志。不过同某一些同志来往，比别的同志愉快一些。赛麦是个语言学家，新话专家。说实在的，他是目前一大批正在编辑新话词典十一版的专家之一。他个子很小，比温斯顿还小，一头黑发，眼睛突出，带有既悲伤又嘲弄的神色，在他同你说话的时候，他的大眼睛似乎在仔细地探索着你的脸。“我想问你一下，你有没有刀片？”他说。

    “一片也没有！”温斯顿有些心虚似的急忙说。“我到处都问过了。它们不再存在了。”

    人人都问你要刀片。事实上，他攒了两片没有用过的刀片。几个月来刀片一直缺货。不论什么时候，总有一些必需品，党营商店里无法供应。有时是扣子，有时是线，有时是鞋带；现在是刀片。你只有偷偷摸摸地到“自由”市上去淘才能搞到一些。

    “我这一片已经用了六个星期了，”他不真实地补充一句。队伍又往前进了一步。他们停下来时他又回过头来对着赛麦。他们两人都从柜台边上一堆铁盘中取了一只油腻腻的盘子。

    “你昨天没有去看吊死战俘吗？”赛麦问。

    “我有工作，”温斯顿冷淡地说。“我想可以从电影上看到吧。”

    “这可太差劲了，”赛麦说。

    他的嘲笑的眼光在温斯顿的脸上转来转去。“我知道你，”他的眼睛似乎在说，“我看穿了你，我很明白，你为什么不去看吊死战俘。”以一个知识分子来说，赛麦思想正统，到了恶毒的程度。他常常会幸灾乐祸得令人厌恶地谈论直升飞机对敌人村庄的袭击，思想犯的审讯和招供，友爱部地下室里的处决。同他谈话主要是要设法把他从这种话题引开去，尽可能用有关新话的技术问题来套住他，因为他对此有兴趣，也是个权威。温斯顿把脑袋转开去一些，避免他黑色大眼睛的探索。

    “吊得很干净利落，”赛麦回忆说。“不过我觉得他们把他们的脚绑了起来，这是美中不足。我欢喜看他们双脚乱蹦乱跳。尤其是，到最后，舌头伸了出来，颜色发青——很青很青。我喜欢看这种小地方。”

    “下一个！”穿着白围裙的无产者手中拿着一个勺子叫道。

    温斯顿和赛麦把他们的盘子放在铁窗下。那个工人马上给他们的盘子里盛了一份中饭——一盒暗红色的炖菜，一块面包，一小块干酪，一杯无奶的胜利咖啡，一片糖精。

    “那边有张空桌，在电幕下面，”赛麦说。“我们顺道带杯酒过去。”

    盛酒的缸子没有把。他们穿过人头挤挤的屋子到那空桌边，在铁皮桌面上放下盘子，桌子一角有人撒了一滩炖菜，黏糊糊地像呕吐出来的一样。温斯顿拿起酒缸，顿了一下，硬起头皮，咕噜一口吞下了带油味的酒。他眨着眼睛，等泪水流出来以后，发现肚子已经俄了，就开始一匙一匙地吃起炖菜来，炖菜中除了稀糊糊以外，还有一块块软绵绵发红的东西，大概是肉做的。他们把小菜盒中的炖菜吃完以前都没有再说话。温斯顿左边桌上，在他背后不远，有个人在喋喋不休地说话，声音粗哑，仿佛鸭子叫，在屋子里的一片喧哗声中特别刺耳。

    “词典进行得怎么样了？”温斯顿大声说，要想盖过室内的喧哗。

    “很慢，”赛麦说。“我现在在搞形容调。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