嘟囔囔地说，“半公升不够。不过瘾。一公升又太多了。尽撒尿。更甭提钱了。”

    “从你年轻时候起，你一定见过不少变化了，”温斯顿试探地说。

    老头儿的淡蓝色眼睛从投镖板转到柜台，又从柜台转到厕所门，好像他是等待酒店里发生变化似的。

    “那时啤酒可比现在好，”他最后说，“价钱也便宜！我年轻的时候，淡啤酒——我们叫咕噜——四便士一品脱。那当然是在站前。”

    “哪一次站前？”温斯顿问道。

    “不管哪一次站前，”老头儿含糊地说。他拿起酒杯，又挺起腰板，“祝你健康！”

    他咕噜咕噜地喝着，瘦瘦的脖子上，喉结上下移动，速度惊人，一会儿，啤酒就喝光了。温斯顿到柜台那里又拿回两杯半公升的啤酒来。老头儿似乎忘记了自己不愿喝足一公升的话。

    “你的年龄比我打多了，”温斯顿说，“我还没有生下来，你一定已长大了。你一定记得革命前的日子是怎样的。像我这般年龄的人，对那时候，真的是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只能从书本里看到，儿书本子里讲的不一定对。我很想听你说说。历史书上说革命前的生活同现在很不一样。那时候大家都吃苦受罪，那种日子你想也想象不出。在伦敦这里，很多的人一辈子没有吃饱过肚子的时候。有一半的人打赤脚，没有鞋穿。他们一天做工十二小时，九岁就离开学校，一间屋子睡十个人。但却有很少数人，只有少数几千人——他们叫资本家的——有钱又有势。什么好东西都是他们，他们住在高楼大厦里，有三十个仆人伺候他们，出入都坐汽车，或者四驾马车，喝的是香槟酒，戴的是高礼帽——”

    老头儿突然眼睛一亮。

    “高礼帽！”他说道。“说来奇怪，你提到高礼帽。我昨天还想到它。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到，我已有多少年没有见到高礼帽了。过时了，高礼帽。我最后一次戴高礼帽是参加我小姨子的葬礼。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可惜我说不好是哪一年了，至少是五十年以前的事了。当然罗，你知道，我只是为了参加葬礼才去租来戴的。”

    “倒不是高礼帽有什么了不起，”温斯顿耐心说。“问题是，那些资本家——他们，还有少数一些靠他们为生的律师、牧师等等的人——是当家作主的。什么事情都对他们有好处。你——普通老百姓，工人——是他们的奴隶。他们对你们这种人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们可以把你们当作牲口一样运到加拿大去。他们高兴的话可以跟你们的闺女睡觉。他们可以叫人用九尾鞭打你们。你们见到他们得脱帽鞠躬。资本家每人都带着一帮走狗——”

    老头儿又眼睛一亮。

    “走狗！”他说道。“这个名称我可有好久没有听到了。狗！这常常教我想起从前的事来。我想起——唉，不知有多少年以前了——我有时星期天下午常常到海德公园去听别人在那里讲话。救世军、天主教、犹太人、印度人——各种各样的人。有一个家伙——唉，我已记不起他的名字了，可真会讲话。他讲话一点也不对他们客气！‘走狗！’他说。‘资产阶级的走狗！统治阶级的狗腿子！’还有一个名称是寄生虫。还叫鬣狗——他真的叫他们鬣狗。当然，你知道，他说的是工党。”

    温斯顿知道他们说的不是一码事。

    “我要想知道，”他说。“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比那时候更自由？他们待你更像人？在从前，有钱人，上层的人——”

    “贵族院，”老头儿缅怀往事地说。

    “好吧，就说贵族院吧。我要问的是，那些人就是因为他们有钱而你没有钱，可以把你看作低人一等？比如说，你碰到他们的时候，你得叫他们‘老爷’，脱帽鞠躬，是不是这样？”

    老头儿似乎在苦苦思索。他喝了一大口啤酒才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