吗？如果你们研究过，那就不会如此草率地作出判断的。”

    “你得承认，”阿尔贝特说，“某些行为的发生无论出于什么动机，其本身总是一种罪恶。”

    我耸耸肩，承认他说得有道理。——“可是，我亲爱的，”我接着说，“这里也有例外。不错，偷盗是一种罪恶，但是一个人为了自己和亲人不致饿死才去盗窃，他该值得同情还是该受到惩罚？丈夫由于正当的愤怒，一气之下杀了不忠实的妻子及卑鄙的奸夫，谁还会向他扔第一块石头？还有那位姑娘，那位在极乐时刻完全沉醉在排山倒海的爱情的狂欢之中的姑娘，又有谁会向她扔第一块石头？我们的法律本身——这些冷血的、咬文嚼字的学究也会被感动，不给予她惩罚的。”“这完全是另一码事，”阿尔贝特说，“因为一个人受了激情的驱使，失去了理智，只能把他看作醉汉，看作疯子。”“哟，你们这些有理智的人！”我微笑着叫道。“激情！酩酊大醉！疯狂！你们却在那里冷眼旁观，无动于衷，你们这些品行端正的人，你们嘲骂醉汉，唾弃疯子，像祭司一般从那边过去，像那个法利赛人似的感谢上帝，感谢他没有把你们造成醉汉或疯子。我却不止一次喝醉过，我的激情也和疯狂相差无几，我并不为此感到悔恨，因为以我自己的尺度来衡量，我知道，凡是成就伟大事业，做了看似不可能的事的，都是出类拔萃的人，可是他们却从来都被骂作醉汉和疯子。

    “即使在平常的生活中，凡是有人做了豪爽、高尚、出人意料的事，就总会听到有人指着他的脊梁骨在背后嚷嚷：‘这家伙喝醉了，他是傻瓜！’这真叫人受不了。惭愧吧，你们这些清醒的人！惭愧吧，你们这些圣贤！”“你这又在异想天开了，”阿尔贝特说，“你把什么事都绷得紧紧的，至少这里你肯定是错了，现在谈的是自杀，你却把它扯来同伟大的行为相比：自杀只不过是软弱的表现罢了，因为比起顽强地忍受痛苦生活的煎熬，死当然要轻松得多。”我打算中止谈话；他这种论调真让我火冒三丈，我的话都是吐自肺腑，他却尽说些毫无意义的老调。可是我还是按捺住心头的怒火，因为他这一套我听惯了，也常常为此而气恼。于是我稍带激动地回答他：“你说自杀是软弱？我请你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一个民族，一个在难以忍受的暴君压迫下呻吟的民族，当它终于奋起砸碎自己身上的锁链时，难道你能说这是软弱吗？一个人家宅失火，他大惊之下鼓足力气，轻易地搬开了他头脑冷静时几乎不可能挪动的重物；一个人受到侮辱时，一怒之下竟同六个对手较量起来，并将他们一一制服，能说这样的人是软弱吗？还有，我的好友，既然拚命便是强大的力量，为什么绷得紧便该成为其反面呢？”——阿尔贝特凝视着我，说：“请别见怪，你举的这些例子，在我看来和我们讨论的事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可能，”我说，“别人常责备我，说我的联想方法近乎荒谬。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是否能以另一种方式，设想一个决意摆脱生活担子的人——这种担子在通常情况下是愉快的——是什么样的心境。我们只有具有共同的感受，才有资格来谈论一件事。”

    “人的天性都有其局限：它可以经受欢乐、悲伤、痛苦到一定的限度，一旦超过这个限度，他就将毁灭。”我继续说，“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他是软弱还是坚强，而在于他能不能经受得住自己痛苦的限度，无论是在道义上或肉体上。我认为，把一个自杀者说成是懦夫，正如把一个死于恶性热病的人称为胆小鬼一样，都是不合适的，这两种说法同样是离奇的。”“谬论，简直是谬论！”阿尔贝特嚷道。——“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荒谬，”我说。“你得承认，如果人的机体受到疾病的侵袭，使他的精力一部分被耗蚀，一部分失去了作用，再也不能痊愈，无论怎么治也无法恢复生命的正常运转，这种病我们称之为绝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