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不时有人在喊，一个人死了，一个人死了。也有的尚未气绝就被装进棺材，隔离医院里一片哭声，我们的家属去病院里呻吟哀号，惨叫之声，真不忍闻呀！”

    1940年11月30日晚，国民党地方政府为彻底扑灭鼠疫，焚毁了疫区全部民房和商铺计137间。受难家属眼看着自己的亲人被敌人毒害致死，自己的财产被付之一炬，悲痛欲绝。但事后，重庆国民党政府不仅不替受害者家属伸冤，却派来了一个以奥国奸细为顾问的考察团，为敌人的罪行辩护。当时宁波各界捐募的50万救济金，又被当局贪污肥私，置受难者于不顾。

    铁证如山

    宁波这场鼠疫灾难究竟是谁造成的？疫源从何而来？当时的浙江省卫生处处长陈万里等5人曾向重庆国民党政府作过报告，认定宁波和衢州发现的鼠疫都是在敌机投掷混杂跳蚤的棉花、麦子等物之后直接引起的。1940年12月6日，国民党第三战区函电重庆行政院称：“查敌机近在浙省境内散布毒物，业经该省卫生处检查处断为鼠疫杆菌”。浙江省政府12月10日报告：据陈万里等人函电称，鄞县10月29日发生鼠疫，“缘自发病前一星期敌机曾在疫区上空掷小麦二升左右”。李济深同年电渝称：据12月11日刘经邦电报，宁波西陷发现鼠疫，衢县戍支发现鼠疫，“两处于疫前均有敌机掷下小麦谷类，且混有跳蚤”

    1944年初，浙江省卫生处长孙序裳撰文中说：“对1940年鄞衢二县暴发鼠疫‘来路’问题，许多人认定是‘因为当时该二县都在事前有敌机飞过上空撒下来许多麦子样的东西和跳蚤’，这‘是有关敌人实行细菌战的问题。这一点，是鼠疫史上前未曾有的新事件’。”

    1950年2月，宁波惨遭日本细菌战残害者家属的控诉和目击者的追述，提供了更加确凿的证据。加幸存者钱贵法说：“1940年10月22日，有一架单翼日机从东北方很低地飞来，在开明街、东后街一带掷下许多小麦、麦粉和粟子，同时还散发画着日、德、意国旗和有两手相握，表示‘中日亲善’的传单，传单大意是说，重庆正在闹饥荒，民不聊生，日本人民则丰衣足食，尚有余粮来接济你们。日寇企图以传单上的这些话来骗我们，第二天下了一阵大雨，落在屋顶上的麦粉等都被冲下地来。到了30日邻居的豆腐店主赖富生夫妇都病死了”，“不几日我也染疫送进隔离医院，同我一起的病人都相继死亡了”，“只有我是从死里逃生出来的”。

    另一位幸存者、当年宝昌祥西服店的张信财和受难者家属林云金、武仁泉等6人都说：“当时久和祥烟纸店陈老板及胜利昶老板卢桂生和宝昌祥百货店的一个伙计，都曾亲眼看见日机撒下的麦子中有跳动的小东西，并见麦子撒下几天之后，有麦子的一带地区就发现了患鼠疫的病人”。当年曾在宁波鼠疫防疫处工作的钟辉说：“当鼠疫发生后，那些在隔离病室里的病人对我说，当日机飞来时，看见有许多麦子、粟子一齐落下来，还有许多跳动的小东西，后来我穿了白色防蚤衣和油布短靴在疫区里工作后出来时，下半身爬着很多颜色红红的、比平常较小的跳蚤。凡是落麦子最多的人家，就死人最多”。

    当时参加治疗工作、在宁波行医已32年的丁立成医师说：“从我所保存的宁波传染病流行情况统计材料来看，1940年以前宁波不曾有过鼠疫病患者。1940年日机在本市开明街永耀电力公司附近撒下麦子以后，该地就发生了鼠疫，共有99人染患，其中仅有2人被治愈。1941年日寇占领宁波后，军医机构十分庞大，并且天天派专人到我医院里查问有没有传染病患者。同年5月，西北街西北村有一王姓病人求治，当时抽血进行动物接种，接种后的天竺鼠不久即发作病死，乃证实是鼠疫。”“日寇军部的军医便将死天竺鼠的脾割了一块去”。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