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此外，日寇还派出大批宪兵驻扎各矿镇压工人。

    在日寇残暴的殖民统治下，矿工们完全夫去了人身自由。那时，每天天不亮，鬼子和把头就到工人住的工棚去摧工。上工时，小把头在前领路，中间是跟班工头，两旁是持枪的日本兵，后边还有“撵房的”。有的时候，日寇还要带上洋狗在井口监督。在井下，矿工们每天劳动12至16个小时。渴饿了，就喝点井下的脏水。那时，日寇三天两日还搞什么“努力出煤日”。这一天，鬼子把头一齐出动，头扎红布条，手拿鎯头、皮鞭，强迫工人在井下干24小时的活，矿工们被折磨得疲惫不堪，稍有怠慢，便遭到日寇把头的毒打。

    日寇和把头狼狈为好，对矿工进行残酷的剥削。据老工人回忆，当时矿工劳动一天，出了井发给一个饭牌，折合伪币伍角。一月到头，矿工所挣的工资超不过15无，而一个小把头至少在100元以上，大把头则高达千元，矿工们每月所挣的15元工钱，除被扣除“鞋帽金”、“铺底金”，甚至监工和把头用的印油也要矿工交纳什么“指绞料钱”以外，剩下的一点钱也不发给现金，而是发什么“专用引换证”，只能在日寇、把头开的店里买东西。

    矿工们的生活苦到了极点。他们住的是大工棚，每间有三十多公尺长，四、五公尺宽，这么细长的房子，墙上只开了四个窗户，每个窗户既不糊纸，更不装玻璃，全用木板和铁棍封着，猛一看，跟监狱一样。屋子里两排土炕，要睡百十多人，多数矿工没有铺盖被褥，有的只是些席片、麻袋片、洋灰袋纸，煤块、砖头块当枕头。刚进屋的人，黑的什么也看不见。屋子里长年不通风，不见阳光，不打扫，又阴又湿，加上人们身上散发出的汗臭，病人的屎尿，以及臭虫、跳蚤等，就是身强力壮的年轻后生住进去，用不多久，也得病倒了。工人们吃的就更不能提了，除窝头和黑豆饼外，就是用发霉的高粱、糠、花生皮等混合磨成的“兴亚面”。矿工们穿的都是破破烂烂，上下班一身衣服，千补百缀，补钉压补钉，没有替换，也常年不洗。就是这破烂衣服，有的工人还没有。到了冬天，他们只能用麻袋片，广告布、水泥袋纸连起来遮体防寒。

    繁重的劳役，加上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使大批矿工身染重病。那时，矿工生了病，日寇既不给医药，又不让歇工，只要死不了，就逼着下井干活。如果有谁再也挣扎不起来了，日寇就让“拉尸队”抬着扔进“万人坑”。

    1942年春，矿区霍乱流行，成批的矿工病倒了。日寇怕影响出谋，便借口防止传染病，把那些被苦役和疾病折磨得奄奄一息的矿工，强行拉进他们设置的“隔离所”。“进了隔离所，十有九不活”，不是被扔进“万人坑”，就是被送进“烧人场”。据当时“拉尸队”的副队长程重山供认：1942年，经他手扔进“万人坑”的就有200多人，其中有20多人是活着的。另据当时“拉尸队”的一个队员交待，过去每拉一人，可得一元伍角钱。说是“拉尸队”，实际上有许多人还恬着，也被扔进了“万人坑”。煤峪口矿老工人钱奎保的父亲就是被活着扔到“万人坑”的。1941年底，钱奎保和他爹、舅等一家8口，从河南汤阴被骗到大同煤矿，不到三个月，全家就有6口惨死在日寇手里。一天，他爹病倒在大房子里，鬼子查房时，发现他爹没上工，二话没说，举起鎯头就朝他爹头上打去，只见鲜血直冒，鬼子一挥手，几个拉尸的一拥而上，拖着就走，扔进了“万人坑”。

    日寇为了掩饰他们的罪行，最初拉尸时，还用烂席裹裹，以后改用草绳捆，后来干脆用两个铁丝圈，一个套头，一个套腿，中间用木棍一穿，抬起来就扔了。据我晋西北地区1940年10月19日的《抗战日报》上的一篇消息说：

    黄土沟是人们去口泉的一条捷径，往年路上的行人总是络绎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