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张秋叶。不料，张秋叶觉得赖春安得多了。陈章金就说，那边一切都要靠人家赖所长，给少了也不行。反正，今天谈成了就是一件好事，要是人家不干，不是一分也挣不着嘛。

    陈章金又把结果告诉了要发票的陈仕虚。在这个虚开团伙里，如果把赖春安比做卖方的话，那么陈仕虚就是买方，其他人都是中间人。陈仕虚一听赖春安要四成，也觉得高了。陈章金说，我话已经说出去了，不好收回，等摸通了路，不行以后自己做。

    接着，陈仕虚就与陈章金商量如何分配比例。陈章金在自述中说：过了几天，张秋叶联系了一家较有规模的厂家报给赖春安，赖同意由这个厂家开增值税发票。在我印象中，这家厂是南园开发公司下面的一个厂。

    几天以后，张秋叶拿着这家厂的公章及增值税发票到我厂找我，我就说这家厂的利润我们怎么补偿？张就说看看生意好坏再决定给这家厂多少利润。同时，张提出她自己要利润分成的一成，我不同意。我说，我总共才分二成，给你一成，我自己只剩一成了，这样吧，我给你半成，但张秋叶不同意。最后，我还是决定给她分利润的一成。

    之后，我找到陈仕虚，告诉他张秋叶要一成，我本人能否再多分一成，陈仕虚说可以，但活动经费由大家按比例出……

    这时的赖春安，已经把权力入股了。十多年的收税生涯，使赖春安摸到了捞钱的门道。回想当初，收了人家万儿八千的，要乐上好几天；现在想起来，这真是太小儿科了。

    自打当专管员起，他得到的好处就没断过，不过刚开始是物，后来渐渐变成钱了。尽管也有十万八万的大钱，但也是拣着一个是一个。你想打税收的主意，好，我放你一马，但你不能当白眼狼，一定要出点血，否则，我这关你就过不去。这样的机会虽然有，但都是不定的，就像农田里的收成，主要靠老天爷帮忙。而权力入股就不同了，可以旱涝保收，细水长流，只要青山在，必然有柴烧；只要权力在手，不怕断了来路。一般来说，行贿者是主动的，他可以随时出击，想送就送，想送多少就送多少。而受贿者是被动的，你只有被人找的份儿，不太可能主动找上门去，问人家是不是给你送钱了？你不能计算今年能有多大的收成，是一两万还是10万？因为这是被动的，因此饥一顿饱一顿是常事儿，赶上了就捞一大笔，赶不上只有徒叹奈何。也不是行贿的人少了，多数情况是行贿人没有给你送钱的渠道。总不能来到你的办公室，连人都不熟悉，就往你的办公桌上扔一大叠钱吧？你呢，不是熟人，也不敢随意接人的钱。再说，这行贿也不是光彩的事，总跟做贼似的，这些受贿者，因为是拿人家的好处，也觉得有些不太光彩，有时还真不得不推掉。而权力入股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因为你是股东，就可以坦坦然然地拿，光明正大地拿，没有脸面障碍和心理负担的问题，而行贿者也不用卑躬屈膝地给，也不用担心你收不收，他也像股东一样，可与你平起平坐了。于是，权力量化了，权力变成了资产，不是一次性的现钞，而是分不完的红利。行贿者和受贿者，由过去一时的相互利用，变成了互相依存的利益共同体。

    在用权力攫取金钱的道路上，赖春安可谓健步如飞。

    半年后，赖春安开始取得红利。陈章金在自述中说：1994年的六七月，也就是这件事情做了几个月之后，我感到有些害怕，因为我觉得这样做不好，有些客户在报关时故意把价格抬高，开出的增值税发票也有假票，而且我们几个也出现了争执。所以我就叫我厂的会计结算这段时间的利润，会计统计后告诉我，赚取的纯利润是600万元人民币。

    其中100万元人民币是我经手给赖春安的。一次，赖打电话给我，说上面要查账，他要去北京活动，需要活动费用七八十万元，我就同意了，并叫他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