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晚她有几分低烧，我逼她早睡，她不敢违拗。可是她说：“妈妈，你还要到温德家去听音乐呢。”温德先生常请学生听音乐，他总为我留着最好的座位，挑选出我喜爱的唱片，阿瑗照例陪我同去。

    我说：“我自己会去。”

    她迟疑了一下说：“妈妈，你不害怕吗？”她知道我害怕，却不说破。

    我摆出大人架子说：“不怕，我一个人会去。”她乖乖地上床躺下。可是她没睡。

    我一人出门，走到接连一片荒地的小桥附近，害怕得怎么也不敢过去。我退回又向前，两次、三次，前面可怕得过不去，我只好退回家。阿瑗还醒着。我只说“不去了”。她没说什么。她很乖。

    说也可笑，阿瑗那么个小不点儿，我有她陪着，就像钟书陪着我一样，走过小桥，一点也不觉得害怕。钟书嘱咐女儿照看妈妈，还是有他的道理。

    阿瑗不上学，就脱离了同学。但是她并不孤单，一个人在清华园里悠游自在，非常快乐。她在病床上写的《我们仨》里，有记述她这种生活的章节，这里我不重复了。

    我买了初中二、三年级的课本，教她数学（主要是代数，也附带几何、三角）、化学、物理、英文文法等。钟书每周末为她改中、英文作文。代数愈做愈繁，我想愈懒，我对阿瑗说：“妈妈跟不上了，你自己做下去，能吗？”她很听话，就无师自通。过一天我问她能自己学吗，她说能。过几天我不放心，叫她如有困难趁早说，否则我真会跟不上。她很有把握地说，她自己会。我就加买一套课本，让她参考。

    瑗瑗于一九五一年秋考取贝满女中（当时称女十二中）高中一年级，代数得了满分。她就进城住校。她在学校里交了许多朋友，周末都到我们家来玩。我们夫妇只有一个宝贝女儿，女儿的朋友也成了我们的小友。后来阿瑗得了不治之症住进医院，她的中学朋友从远近各地相约同到医院看望。我想不到十几岁小姑娘间的友情，能保留得这么久远！她们至今还是我的朋友。

    阿瑗住校，家里剩下我一人，只在周末家人团聚。这年冬，三反运动开始。有人提出杨先生怎不参加系里的会。我说是怕不够资格。此后我有会必到，认认真真地参加了三反或“脱裤子、割尾巴”或“洗澡”运动。

    钟书在城里也参加了运动，也洗了个澡。但毛选翻译委员会只是个极小的单位。第一年原有一班人，一年后只留下钟书和助手七八人。运动需人多势众，才有威力；寥寥几人，不成气候。清华大学的运动是声势浩大的。学生要钱先生回校洗中盆澡。我就进城代他请了两星期假，让他回校好好学习一番现“洗澡”。

    钟书就像阿瑗一样乖，他回校和我一起参加各式的会，认真学习。他洗了一个中盆澡，我洗了一个小盆澡，都一次通过。接下是“忠诚老实运动”，我代他一并交待了一切该交待的问题。我很忠诚老实，不管成不成问题，能记起的趁早都一一交待清楚。于是，有一天钟书、我和同校老师们排着队，由一位党的代表，和我们一一握手说：“党信任你。”我们都洗干净了。

    经过一九五二年的“院系调整”，两人都调任文学研究所外文组的研究员。文学研究所编制暂属新北大，工作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文研所于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正式成立。

    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后限期搬家。这年的十月十六日，我家就从清华大学搬入新北大的中关园。搬家的时候，钟书和阿瑗都在城里。我一个人搬了一个家。东西都搬了，没顾及我们的宝贝猫儿。钟书和阿瑗周末陪我同回旧居，捉了猫儿，装在一只又大又深的布袋里。我背着，他们两个一路抚慰着猫儿。我只觉猫儿在袋里瑟瑟地抖。到了新居，它还是逃跑了。我们都很伤心。

    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于一九五四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