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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干,自称“大海航行靠舵手”,哪派有理就赞助哪派,还相当受重视。很难为她,一个人,在这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没犯错误。

    我们几个月后就照发工资,一年之后,两人相继“下楼”———即走出“牛棚”。但我们仍是最可欺负的人。我们不能与强邻相处,阿瑗建议“逃走”;我们觉得不仅是上策,也是惟一的出路。我们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逃到北师大,大约是下午四时左右。

    我们雇了一辆三轮汽车(现在这种汽车早已淘汰了),颠颠簸簸到达北师大。阿瑗带我们走入她学生时期的宿舍,那是她住了多年的房间,在三楼,朝北。她掏出钥匙开门的时候,左邻右舍都出来招呼钱瑗。我们还没走进她那间阴寒脏乱的房间,楼道里许多人都出来看钱瑗的爸爸妈妈了。他们得知我们的情况都伸出援助之手。被子、褥子、枕头,从各家送来;锅碗瓢盆、菜刀、铲刀、油盐酱醋以至味精、煤炉子、煤饼子陆续从四面八方送来,不限本楼了。阿瑗的朋友真多也真好,我们心上舒坦又温暖,放下东西,准备舀水擦拭尘土。

    我忽然流起鼻血来,手绢全染红了。我问知盥洗室在四楼,推说要洗手,急奔四楼。钟书“拙手笨脚”地忙拿了个小脸盆在楼道一个水龙头下接了半盆水给我洗手。我推说手太脏,半盆水不够,急奔四楼。只听得阿瑗的朋友都夸“钱伯伯劳动态度好”。我心里很感激他,但是我不要他和阿瑗为我着急。我在四楼盥洗室内用冷水冰鼻梁,冰脑门子,乘间洗净了血污的手绢。鼻血不流了,我慢慢下楼,回到阿瑗的房间里。

    阿瑗见我进屋,两手放到背后,说声:“啊呀!不好了!大暴露了!”她的屋里那么脏又那么乱,做梦也没想到妈妈会到这间屋里来收拾。

    我爱整洁;阿瑗常和爸爸结成一帮,暗暗反对妈妈的整洁。例如我搭毛巾,边对边,角对角,齐齐整整。他们两个认为费事,随便一搭更方便。不过我们都很妥协,他们把毛巾随手一搭,我就重新搭搭整齐。我不严格要求,他们也不公然反抗。

    阿瑗这间宿舍,有三只上下铺的双层床。同屋的老同学都已分散。她毕业后和两个同事饭后在这里歇午,谁也顾不到收拾。目前天气寒冷,这间房只阿瑗一人歇宿。书架上全是灰尘,床底下全是乱七八糟的东西。阿瑗是美工组成员,擅长调颜色。她屋里的一切碗、碟、杯、盘,全用来调过颜色,都没有洗。我看了“大暴露”,乐得直笑,鼻血都安然停止了。

    我们收拾了房间,洗净了碗碟。走廊是各室的厨房,我们也生上煤炉。晚饭前,阿瑗到食堂去买了饭和菜,我加工烹调。屋里床在沿墙,中间是拼放的两对桌子。我们对坐吃晚饭,其乐也融融,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友人的同情和关怀,说不尽的感激,心上轻松而愉快。三人同住一房,阿瑗不用担心爸爸妈妈受欺负,我们也不用心疼女儿每天挤车往返了。屋子虽然寒冷,我们感到的是温暖。

    将近冬至,北窗缝里的风愈加冷了。学校宿舍里常停电。电停了,暖气也随着停。我们只有随身衣服,得回家取冬衣。我不敢一人回去,怕发生了什么事还说不清。我所内的老侯是转业军人,政治上过硬,而且身高力大。我央他做保镖陪我回家去取了两大包衣物。他帮我雇了汽车,我带着寒衣回师大。

    阿瑗有同事正要搬入小红楼。他的华侨朋友出国了,刚从小红楼搬走,把房子让了给他。小红楼是教职员宿舍,比学生宿舍好。那位同事知道我们住一间朝北宿舍,就把小红楼的两间房让给我们,自己留住原处。

    那两间房一朝南、一朝东,阳光很好。我们就搬往小红楼去住,那边还有些学校的家具,如床和桌子椅子等。原有一个大立柜搬走了,还留着柜底下一层厚厚的积土。我们由阿瑗朋友处借用的被褥以及一切日用品都得搬过去。搬家忙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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