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自称“大海航行靠舵手”，哪派有理就赞助哪派，还相当受重视。很难为她，一个人，在这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没犯错误。

    我们几个月后就照发工资，一年之后，两人相继“下楼”———即走出“牛棚”。但我们仍是最可欺负的人。我们不能与强邻相处，阿瑗建议“逃走”；我们觉得不仅是上策，也是惟一的出路。我们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逃到北师大，大约是下午四时左右。

    我们雇了一辆三轮汽车（现在这种汽车早已淘汰了），颠颠簸簸到达北师大。阿瑗带我们走入她学生时期的宿舍，那是她住了多年的房间，在三楼，朝北。她掏出钥匙开门的时候，左邻右舍都出来招呼钱瑗。我们还没走进她那间阴寒脏乱的房间，楼道里许多人都出来看钱瑗的爸爸妈妈了。他们得知我们的情况都伸出援助之手。被子、褥子、枕头，从各家送来；锅碗瓢盆、菜刀、铲刀、油盐酱醋以至味精、煤炉子、煤饼子陆续从四面八方送来，不限本楼了。阿瑗的朋友真多也真好，我们心上舒坦又温暖，放下东西，准备舀水擦拭尘土。

    我忽然流起鼻血来，手绢全染红了。我问知盥洗室在四楼，推说要洗手，急奔四楼。钟书“拙手笨脚”地忙拿了个小脸盆在楼道一个水龙头下接了半盆水给我洗手。我推说手太脏，半盆水不够，急奔四楼。只听得阿瑗的朋友都夸“钱伯伯劳动态度好”。我心里很感激他，但是我不要他和阿瑗为我着急。我在四楼盥洗室内用冷水冰鼻梁，冰脑门子，乘间洗净了血污的手绢。鼻血不流了，我慢慢下楼，回到阿瑗的房间里。

    阿瑗见我进屋，两手放到背后，说声：“啊呀！不好了！大暴露了！”她的屋里那么脏又那么乱，做梦也没想到妈妈会到这间屋里来收拾。

    我爱整洁；阿瑗常和爸爸结成一帮，暗暗反对妈妈的整洁。例如我搭毛巾，边对边，角对角，齐齐整整。他们两个认为费事，随便一搭更方便。不过我们都很妥协，他们把毛巾随手一搭，我就重新搭搭整齐。我不严格要求，他们也不公然反抗。

    阿瑗这间宿舍，有三只上下铺的双层床。同屋的老同学都已分散。她毕业后和两个同事饭后在这里歇午，谁也顾不到收拾。目前天气寒冷，这间房只阿瑗一人歇宿。书架上全是灰尘，床底下全是乱七八糟的东西。阿瑗是美工组成员，擅长调颜色。她屋里的一切碗、碟、杯、盘，全用来调过颜色，都没有洗。我看了“大暴露”，乐得直笑，鼻血都安然停止了。

    我们收拾了房间，洗净了碗碟。走廊是各室的厨房，我们也生上煤炉。晚饭前，阿瑗到食堂去买了饭和菜，我加工烹调。屋里床在沿墙，中间是拼放的两对桌子。我们对坐吃晚饭，其乐也融融，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友人的同情和关怀，说不尽的感激，心上轻松而愉快。三人同住一房，阿瑗不用担心爸爸妈妈受欺负，我们也不用心疼女儿每天挤车往返了。屋子虽然寒冷，我们感到的是温暖。

    将近冬至，北窗缝里的风愈加冷了。学校宿舍里常停电。电停了，暖气也随着停。我们只有随身衣服，得回家取冬衣。我不敢一人回去，怕发生了什么事还说不清。我所内的老侯是转业军人，政治上过硬，而且身高力大。我央他做保镖陪我回家去取了两大包衣物。他帮我雇了汽车，我带着寒衣回师大。

    阿瑗有同事正要搬入小红楼。他的华侨朋友出国了，刚从小红楼搬走，把房子让了给他。小红楼是教职员宿舍，比学生宿舍好。那位同事知道我们住一间朝北宿舍，就把小红楼的两间房让给我们，自己留住原处。

    那两间房一朝南、一朝东，阳光很好。我们就搬往小红楼去住，那边还有些学校的家具，如床和桌子椅子等。原有一个大立柜搬走了，还留着柜底下一层厚厚的积土。我们由阿瑗朋友处借用的被褥以及一切日用品都得搬过去。搬家忙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