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话音中的讽刺味儿。他走了，第一次受到了她的刺激。

    “你为什么不下水呢？”待他穿戴整齐以后他又问她。

    她犹豫了一会，对他的穷追不舍很反感。

    “因为我不喜欢这群人。”她回答。

    他笑了。她的话似乎还在他的耳畔回响。她的话着实辛辣，不管他承认不承认，她向他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世界。他想达到她那个境界，成为她所期望的那样的人。他知道只有她的标准才是举足轻重的，别人都是些局外人，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杰拉德无法控制自己，他要努力达到她的要求，成为她眼中的男子汉，成为她眼中人的形象。

    午餐之后，别人都退出去了，只剩下赫麦妮、杰拉德和伯金，他们要在此结束原先的话题。他们的讨论总的来说充满了睿智但毫无实际内容。他们在酝酿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新的人的世界。假如旧的社会和国家被打碎、毁灭掉了，那么，紊乱中会出现什么后果呢？

    约瑟华先生曾说，伟大的社会观念就是实现人的社会平等。但杰拉德说不然，应该是每个人都适合承担他自己的那一点任务，让他完成那项任务并以此为满足。正在进行中的工作是统一人们的原则。只有工作，只有生产才能把人们聚合在一起。这是机械论，可社会就是一种机械。如果不工作，人们就孤立了，可以独自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天啊！”戈珍叫道，“那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名字了。就会象德国人一样，只称呼高级师傅先生和低级师傅先生。我们可以想象，‘我是矿山经理克里奇太太；我是议会议员罗迪斯太太；我是美术教师布朗温小姐。’这么称呼倒挺好的。”

    “事情会越变越好的，美术教员布朗温小姐。”杰拉德说。

    “什么事情呢，矿山经理克里奇先生？是指你我之间的关系吗？”

    “对呀，”那意大利人叫道，“就是指男人和女人之间——！”

    “那不是社会问题。”伯金嘲讽地说。

    “对，”杰拉德说。“我和女人的关系，这里没有介入社会问题，这是我自己的事。”

    “这句话可得十英镑。”伯金说。

    “你不认为一个女人是个社会的人吗？”厄秀拉问杰拉德。

    “她有两面性，”杰拉德说。“就社会来讲，她是社会的人。但对她的私生活来说，她是个自由的人，她要做什么，那纯属她个人的事。”

    “你不觉得这两者很难分开吗？”厄秀拉说。

    “不，不难，”杰拉德说，“它们分得很自然，瞧，到处都是这样。”

    “当你没找到答案之前先不要笑。”伯金说。

    “我笑了吗？”他问。

    “如果，”赫麦妮终于开口说，“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在精神上是一样的，平等的，是兄弟，其余的就都不成问题了，就不会有这些吹毛求疵，嫉妒，就会不会有权力之争，其争斗的结果只能是毁灭、毁灭。”

    人们对这段话报以沉默，然后大家一齐站起来离开了桌子。等大伙都走了以后，伯金又转回身尖刻地指出：“恰恰相反，恰恰相反，赫麦妮，我们在精神上各不相同，并不平等——由于偶然的物质条件不相同造成了社会地位的不同。如果抽象地、从数字上看，我们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饥渴感，都长着两只眼、一个鼻子和两条腿。从数量上说我们都比谁不多不少。可在精神上却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不是平等或不平等所能说清的。国家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你的民主之说纯属谎言，你的所谓兄弟博爱也纯属假话，这一点只要你进一步推广、超出抽象的数字计算就可以得到证明。我们都要喝牛奶，吃夹肉面包，我们都要坐汽车——这就是所谓兄弟博爱的全部内容。可是，这不等于平等。

    “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