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大战爆发了。这对我俩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当时，劳伦斯正和朋友在湖畔地区旅行，我在伦敦。我记得，劳伦斯回来后，我和鲁珀特•布鲁克和埃迪•马什一起吃午饭。鲁珀特•布鲁克奇异的美发在我眼前晃动。马上他的脸又红了。他的美是奇异和忧伤的。他为了和我们在一起而来的。当时我就想到，“他厌倦了生活。”他没有丝毫幸福，也没有满足。我记得埃迪•马什说过，“也许要有战争，不过，就在今天，外交部和格雷伯爵正在避免它。”

    但是，我们根本无法相信……战争……

    但是，政治家刚刚说过，“再次开始血腥的和平。”

    随后，宣战了。最初只是兴奋……真兴奋！一开始，没人知道什么样的地狱，什么样低级的恶魔得到释放。

    我们在查灵克罗斯车站看到了部队的出发。部队中的女兵们神色紧张，脸色铁青。她们勇敢地克制住泪水向亲人告别。我为这些不相识女人的悲苦流了泪。我不管这些青年们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俄国人、或哪国人。国籍这东西不过纯属偶然，这里有着悲哀。劳伦斯鄙夷我的眼泪。

    他本人在困惑在茫然，是抽象的精神上的，再多他就感受不到了。因为我是在德国军国主义的战鼓声中长大的，所以我感到惶恐不安。

    劳伦斯并不是和平论者。他一生都在战斗。可是他极力谴责“大战”。那个非人的、机械的、破坏一切的战争！凭什么要破坏！

    终于劳埃德•乔治的势力出头了，他对故国的精神彻底失望了。不象英国人的劳埃德•乔治竟能树立起英国的威信——这是难以相信的。

    战争，又是战争，“Dies　irae，Diesilla，”可怕的灾难，整个人类稳定的崩溃！劳伦斯感到了这些。我只感到了恐怖——自由了的一切丑陋的本能和一切安宁的丧失。

    一天傍晚，我们在从朋友家返家的途中，在汉普斯特德遇到了大堆人群。空中云里飞着什么不能断定，恐怕是齐伯林飞艇。我想，“在那个齐伯林飞艇中也许会有我少女时和我一起跳舞的男伴或一起玩耍的小伙。现在他们来到这里是要给这里带来死亡和毁灭。如果这些邪恶的群众知道了我是德国人，恐怕会把我撕成碎片的。”

    我们带着忧郁的心情回了家。到处是恐怖，我们非常孤独。我们在巴克夏借了一处陋室。不信任时常缠绕着我们。就连我们在树篱附近寻找黑莓时，都有巡警从树丛背后探出头来想看看我们到底是什么人。劳伦斯那样勇敢地开放地写作，可为什么许多人对他有恶意呢？劳伦斯并没有什么秘密可保，不正是他们才有秘密吗？直到今天，还有位女人夸耀当初怀疑我们是间谍从而把我们从康沃尔驱逐走的事呢。

    我们的陋室距吉尔伯特和玛丽•坎南的磨房不远。默里家的人就住在步行1小时左右的地方。在阴冷的冬夜，我们经常穿过立着秃树和干枯洋白菜茎发出腐败气味的田地到他们那里去。

    卡米尔来和我们一起度周末。在伦敦时，他腿裹罗纱带，头戴丝绒帽，非常帅。而这次来，他旧帽遮颜，腋下夹一只似乎很沉的手杖。他象看爱尔兰流浪者似地盯着我，他还在为他的“阿兰”犯愁呢。

    圣诞节来临了。我们用柊树和槲寄生木把陋室好好地打扮起来。我们做饭，又煮，又炸，又烤。卡米尔、科特里扬斯基、默里来了，随后格特勒和坎南家的人也来了。我们热热闹闹地度过了这一夜。

    我们在场院里跳舞。吉尔伯特脸朝上地唱歌。凯瑟琳做着怪脸唱着这首悲哀的歌：

    我是一个不幸的人，

    落到矿井里。

    扭伤了脚，

    以后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