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铁丝网前，他们静静地站立着，任桦树林中的冷风吹动。天上布满了冷冷的星光。

    有几个稍微懂德语的俄国人，接触了几次相互便渐渐熟识起来。有个过去曾在柏林当小提琴手的音乐家，在闲聊中得知我会钢琴后，就取出他的家当演奏起来。周围的人便都背靠着铁丝网静静地倾听着。他尽情地站在那里来回拉动着，眼睛时而轻轻地合拢，样子非常陶醉好像全然忘了自己周围的一切而沉浸在那美妙的琴声中了；他还友好地冲我有节奏地演奏他的乐器。

    人们随着他奏出的悠扬的俄罗斯民歌轻轻地附和着小声哼唱。声音凝重而浑厚仿佛是从很深的地下传出，而那些俄罗斯人黑压压地更像一片隆起的丘陵。琴声清脆、含蓄恰似面前站着一个羞答答的少女那么柔弱单薄。琴声依旧在夜风中吹送着，少了歌声伴唱，多少有几许哀伤，软弱乏力。在屋外空旷的氛围中琴声让人感觉孤独忧郁。

    休过一次长假以后，通常就不允许回家过礼拜天了。在这儿的最后一个星期天，父亲带着姐姐一块儿来看我。因为我马上就又要重返前线了。那天我们一直在军人俱乐部坐着聊天，我讨厌在营棚里呆着，又没有别的去处。快晌午时，我们又在野地里转了一圈儿。

    我们都好像无话可说，几个钟头真难熬。话题始终不离母亲的病体。她已确证为癌症，老早便住院了，过几天就快动手术了。医院人员都说她会康复的，但我们却感觉很渺茫，还没有听说能治好癌症的病例呢。

    “我妈现在在哪儿？”我问。

    “路易萨医院里。”父亲答道。

    “几等病房？”

    “三等。手术费还不知要多少，所以先没确定。而且她也要在三等病房，好有人说说话。收费也少一些。”

    “那她屋里都是得一样病的啦。不过她能休息好就可以了。”

    父亲点头说是。母亲长期患病，他一个人忙碌维持全家人的生活。虽然实在不行了，母亲才答应住院，但花销也少不了，父亲这么多年都花在那里了。他显得很疲倦苍老，脸上布满了皱纹。

    “也不知手术费收多少。”他说。

    “你该去问一下。”

    “不行。不能很冒失地向医生提及这些，否则他会猜想的，无论怎样他还是要给你妈开刀动手术的。”

    我感到很悲哀，穷人注定就是如此。他们干什么都瞻前顾后，不敢问高价，而心里却乱打鼓整日心神不宁；与他们相反，那些花钱如流的富人反倒事先讲定了价格。就连那些医院的医生也都觉得这并不是什么冒失而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

    “手术完成以后包扎费用也很高。”父亲语气里充满了无奈。

    “可是职工住院得病应该享有一点补助金的呀？”我说。

    “你妈的病拖得太长了。”

    “爸，你现在有些积蓄吗？”

    他摇摇头：“哪有啊！倒是自己加班加点多做点工可以补贴一些。”

    这我是知道的，他很辛劳。他会利用所有时间站在桌子边不停地裁剪、粘叠一直到深夜。他会在下午以后吃点干巴巴的用票证换来的东西。再服一些头痛粉，便一声不吭继续一个劲干手中的活儿。

    他太不容易了，为让他稍稍高兴一些，我又找了些话题，讲了一些刚好想起的故事，我们在营房时所说的一些笑话等等，以及将军、中士之类的一些事情。

    时间不早了，我便和他们一同去火车站，送上列车。临走时，父亲和姐姐把一杯果酱和一包油炸土豆饼塞给我，这些都是母亲亲手为我赶做的。

    他们乘车返回了，我茫然若失地一个人回到营棚。

    当天夜里，我就把母亲的煎饼涂上果酱，吃了不少。不过吃着总觉得没味儿，便想拿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