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鲸》还是《堂吉诃德》都不属于这种情况。

    美妙的《包法利夫人》也不属于这种情况，它是中的另外一座丰碑，我们可以看到那里面也有极有趣的空间变化。您还记得开头吗？“我们正上自习，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没有穿制服的新生和一个端着一张大书桌的校工。”叙述者是谁？谁在用这个我们说话？我们一直都不清楚。惟一明白无误的是：这是一个人物兼叙述者，其空间就是叙事内容的空间，是对讲述内容的现场目击者，因为讲述的口气是第一人称的复数。由于是用我们来说话的，就不能排除这是个集体性的人物，可能就是小包法利所属的全班同学。（如果您允许我在福楼拜这个巨人身旁举出一个矮子为例，那么我讲过一个《幼崽们》的故事，用的是一个集体人物兼叙述者的空间视角，这个集体人物就是主人公比丘利达•圭亚尔所住街道的朋友。）但是，也有可能是指一个学生，他可能出于谨慎、谦虚或者胆怯便使用了我们这个人称。可是接下来，这个视角仅仅保持了几页，其中我们听到有两三次是使用第一人称的，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显然是作为见证者的身份目击的故事。但是，有那么难以确定的片刻瞬间——寸主个诡计中有另外的技术壮举，讲述的声音不再用人物兼叙述者的口气了，而改用一个无所不知的叙述者的声音，他跳到故事之外，置身一个与故事不同的空间，不再用我们说话，而是用语法上的第三人称他来讲话。在这种情况下，变化的是视角：起初，视角是一个人物，后来，换成了一个无所不知、藏而不露的上帝式叙述者，他知道一切，看得到一切，可以讲述一切，但从来不表现自己，也不提自己。这一新视角受到严格遵守，一直坚持到的结尾。

    福楼拜在一些书信里阐明了一整套理论，他坚持主张叙述者应该深藏不露，他认为我们所说的虚构的独立主张，取决于读者是否能够忘记他阅读的东西是由别人讲述的，还取决于读者对于眼皮底下先于而必须发生的一切是否有印象。为了做到这个无所不知的叙述者可以深藏不露，福楼拜创造和完善了各种技巧，其中第一个就是让叙述者保持中立和冷漠。这个叙述者只限于讲述故事，而不能就故事本身发表意见。议论、阐释和评判都是叙述者对故事的干涉，都是区别于构成现实表现的不同姿态（空间和现实），这会破坏自主独立的理想，因为这会暴露出它依附某人、某物而游离于故事之外的偶发性和派生性。福楼拜关于叙述者保持“客观性”的理论，是以叙述者深藏不露为代价的，长期以来为现代家所遵循（许多人是不知不觉就照办了），因此说福楼拜是现代的开创者是并不夸张的，因为他在现代和浪漫与古典之间划出了一条技术界线。当然，这并不是说由于浪漫和古典中叙述者露面较多，有时过多就让我们觉得有瑕疵、不连贯、缺乏说服力。绝非如此。这仅仅意味着，我们在阅读狄更斯、维克多•雨果①、伏尔泰②、丹尼尔•笛福③和萨克雷＠的时，必须把自己重新调整为读者，去适应不同于我们已经习惯的现代的场面。

    这个区别尤其与那个无所不知的叙述者在前者和后者的不同行为方式有很大关系。在现代中，这个无所不知的叙述者经常是隐而不露的，或者至少是很谨慎的，而在浪漫中，他的形象非常突出，有时在给我们讲述故事的同时就旁若无人，仿佛在作自我介绍，有时甚至利用讲述的内容作借口而过分地表现自己。

    难道在《悲惨世界》这部十九世纪的伟大中发生的事情不是如此吗？它是那个百年辉煌里叙事文学创作中最雄心勃勃的作品之一，是一个由维克多•雨果在长达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体验的他所处的时代社会、政治、文化最宝贵经验积累而成的故事（三十年数易其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悲惨世界》是叙述者——无所不知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