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三周的助产医士的工作快收尾了。菲利普已经护理了六十二名产妇，累得精疲力竭。最后一天的夜里，将近十点光景，他才回到寓所。此时，他衷心希望这天夜里再也不要来人把他叫去出诊了。连续十天，他没睡过一个囫囵觉。他刚从外面看完病回来，那个病人的情况着实令人可怕。他是被一个身材魁梧、外表粗鲁、嗜酒成性的汉子叫去的，接着被带进了一个臭味呛鼻的院子里的一个房间。那是个小小的亭子间，一大半地盘被一张木头床占据了，床上遮掩着肮脏不堪的红色帐幔。头顶上方的大花板很低，菲利普举手就能触到。一缕孤凄惨淡的烛光是房间里唯一的亮光。菲利普借着如豆的烛光，朝天花板扫了一眼，只见上面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臭虫。那个病人是个中年模样、相貌粗俗的女人。她已经接连生了几胎死婴。这类事情菲利普也不是没听说过。事情是这样的：她的丈夫曾经在印度当过兵；过分拘谨的英国公众强加在印度头上的法案，使得种种令人烦恼的疾病无由控制地孳生蔓延，结果无辜的人们却身受其害。菲利普打着阿欠，脱去衣服，洗了个澡，接着把衣服在水上面抖落着，两眼注视着在水面上蠕动的小虫子。他正要上床睡觉，耳边传来了一阵叩门声，随即医院的传达一脚跨了进来，给他送来了一张卡片。

    “你这个该死的，”菲利普骂骂咧咧地说。“你是我今晚最不愿见到的人。这卡片是谁送来的？”

    “我想是产妇的丈夫送来的，先生。我去叫他等一下好吗？”

    菲利普望了望卡片上的地址，发现那条街是自己熟悉的，于是抬头告诉传达，说他自个儿能找到。他连忙穿好衣服，五分钟以后，手里提着黑皮箱，出门来到了街上。此时，一个男人来到他的跟前，但因天黑，他看不清那人的模样。那人说他就是来送卡片的人。

    “先生，我想我还是在这里等您的好，”那人说道，“我们那儿的街坊都很粗野，再说他们也不认得您呀。”

    菲利普听罢哈哈一笑。

    “谢谢你的好意。不过医生嘛，他们还是认得出来的。许多比维弗尔街更难对付的街道我都闯过来了。”

    菲利普的话确实不假。他手里的那个黑皮包倒是一张通行证，可以使他安然无恙地穿过充满险情的小巷和走进臭气熏人的家院，而那些地方连警察都不敢贸然插脚。有那么一两次，菲利普走过时，身边有那么一小伙人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他。他听到他们唧唧喳喳的议论声，最后听到其中一个人说：

    “这是医院的医生。”

    他打他们身边走过时，他们中间有一两个还同他打了个招呼：“晚安，先生。”

    “先生，您不介意的话，我们就走快一些，”此时，给他领路的那个男人说道，“他们告诉我说时间很紧迫。”

    “那你为什么来得这么迟？”菲利普问了一句，同时脚下加快了步伐。

    走过一盏路灯时，菲利普朝那人打量了一下。

    “你看上去还很年轻哩，”他说。

    “我才满十八岁，先生。”

    那人模样儿长得挺俊，脸面光洁洁的，连一根汗毛也看不出，瞧上去还是个孩子。他个儿虽不高，身板倒挺敦实的。

    “你这么年轻就结婚啦，”菲利普说。

    “我们不得不这样。”

    “你赚多少钱呀？”

    “十六先令，先生。”

    一周十六先令的工资，要养活妻子和孩子，是够紧的。他们夫妇俩住的房间表明他们穷得丁当响。房间面积中等，可看上去挺大的，因为里面几乎没有什么家具。地板上没有铺地毯。墙上也没有张贴画片，而大多数人家的墙壁上都挂着照片，或镶在廉价镜框里的从圣诞节出版的画报上剪下来的图画。眼下，病人就躺在一张最蹩脚的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