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千九百英里的航程中杰克•伦敦已经开始勾勒出了他一些的轮廓。后来他写了出来，让自己获得了永生，也让那里的人和几只狗获得了永生。

    从育空河回来之后的几年里，他不断读书和写作，每天工作十九个小时。他阅读的范围非常广泛。在经济学方面地读亚当•斯密的《原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李嘉图的《分配论》，约翰•穆勒的《股份论》；在政治学方面他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读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探索中世纪政治和教会的斗争；他读宗教改革的先驱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作品，探索宗教对政治的影响；为了理解现代政治的缘起，他阅读霍布斯、洛克和休漠；在形而上学方面他读康德、黑格尔、贝克莱和莱布尼兹；在人类学方面他读波兹和佛雷泽；在生物学方面地读达尔文、赫百黎，尤其喜欢读斯宾塞的《首要原理》。在本书《马丁•伊甸》中我们见到他对斯宾塞佩服得五体投地，也见到他对尼采哲学的大胆阐述，尽管写的是马丁•伊甸，却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作杰克•伦敦自己的体会的。

    那时的美国文学被中西部的道德所左右，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大体总是中产阶级的生活，善行自会受到报偿，恶行总会受到惩罚，文学家只描写人生的愉快面，对于粗暴严厉的现实避而不谈。杰克•伦敦却决心按照托尔斯泰在俄国，莫泊桑在法国，吉卜林在英国的榜样进行文学的现实主义革命，把只能满足高级客厅需要的文学变为普通人喜闻乐见的文学。他读英、法、俄、德各国名家的文学作品，还读各国的文学理论，寻求思想的解放。他最崇拜的作家是英国的斯蒂文森和吉卜林。吉卜林曾获得诺贝尔奖，是个现实主义的文学家，他的印度丛林故事极为动人。我们从杰克•伦敦的作品，尤其是他的阿拉斯加和南海，如《蛮荒的召唤》、《帕钦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吉卜林的影子。

    1900年，杰克•伦敦的第一本集《狼子》出版，立即为他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和相当优厚的收入，他原可以在成功与安定的环境里去继续从事写作的，可是他不是个安分的人，他血管里燃烧着火焰，总是渴望着沸腾的生活。

    1902年，他接受了美国新闻社的委派到南非去采访布尔战争，到了英国，报社却来电，不让他去了。但他并没有就此结束英国之行，而是改弦更张，在伦敦进行了新的冒险，去发现新的写作天地。

    他买了几套破旧的衣服、一双破鞋和一顶污秽的便帽，以流落英伦的美国水手身分住进了伦敦的贫民窟：东区。那是大英帝国最豪华的城市伦敦的另一面，非常可怕的一面。疾病、失望和死亡是那儿的居民的日常伴侣，生活污秽得令人窒息。他发现了一个可怕的现实：英国的农村年复一年地把大量壮健的生命输入这里，而这些生命到第三代上就已经绝灭。“随时有四五十万人在叫做伦敦的这个社会陷坑里悲惨地死亡。”他说。他在东区贫民窟住了三个月，在那儿读了几百本关于它的小册子。书籍和政府报告，访问了无数男男女女，拍了许多照片；他排过领救济面包的长队，住过济贫院，睡过街道和公园，看到了人们在肮脏不堪的生活里挣扎和死亡。

    回到美国他出版了他的作品：《深渊里的人们》。这本书带给他的经济收入并不高，却让他在美国的社会主义者之间名声大振。

    1904年新年，日俄之战已经迫在眉睫，许多杂志和通讯社都忙着派记者去采访。杰克•伦敦也接受了赫斯特报系的聘请去了远东。他来到日本，看出了日本政府故意留难各国记者的打算，便悄悄一个人去了长崎，想搭上一艘开往朝鲜的船到前线去，却被日本警察当作俄国间谍抓了起来。释放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