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其言吗？”

    孔子笑哈哈地说：“由呀，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为师今日之喜，亦依古人之言，即君子乐以贵下人也。”

    子路问：“何为乐以贵下人？”

    孔子回答说：“喜得高贵之位，可以向在下之人劝善惩恶，实现余生之志，难道还不值得高兴吗？”

    子路不再多言，与一班同学入席共饮，尽欢而散。

    孔子自五十一岁出仕为官，做中都宰，到五十四岁“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与闻国政”，前后不过三、四年的时间。在这短短的三、四年内，无论外交内政，都取得了显著的政绩，可谓官运亨通，这就更坚定了他实现理想的信念，于是他在筹划着下一步的打算。

    孔子的“忠君尊王”思想是坚定不移的，他对定公虚位，三卿擅权，家臣跋扈的混乱局面很不满意。他感到唯一的出路便是强公室，即树立国君的绝对统治权威；抑三卿，即使三卿特别是季氏严守臣道，不得僭越；贬家臣，即使家臣老老实实地效忠于主人。总之，要使鲁国按照周礼，按照贵族等级制封建社会的秩序治国安民，然后以“仁政”“德治”的鲁国为基础，扩大“仁政”影响，尊天子，服诸侯，统一天下。这便是孔子的抱负与理想，是他一生追求而为之奋斗的目标。

    公开提出“强公室，抑三卿”，“三桓”是断然不会同意的。孔子分析了鲁国政治形势和各方面的力量，清楚地看到了“三桓”与各自家臣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费邑是季孙氏的封地，郈邑是叔孙氏的封地，成邑是孟孙氏的封地。“三桓”都住在曲阜，这三个城堡当时实际上都不在“三桓”的控制下，而为他们的家臣邑宰所盘据，用以对“三桓”闹独立性，侵凌“三桓”，以至越过“三桓”而干预国政，即孔子所谓的“陪臣执国命”。昭公十四年南蒯据费以叛，定公十年侯犯又以郈叛。眼下盘据费邑的公山不狃正在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他早已不把定公和季桓子放在眼里，前次夹谷之会调用兵车，他就坚拒不肯拨发一兵一卒。季桓子早有翦除公山不狃之意，无奈费邑兵强城高，他实在是无能为力。孔子就想利用这种矛盾堕三都，即拆毁三卿家臣据以叛乱的三个城堡，以抑制家臣为名，行强公室，抑三卿之实。

    主意既定，孔子进宫去朝见定公奏道：“大臣家不藏甲，大夫无长三百丈、高一丈之城，今三家过制，臣请拆除之。”

    鲁定公欣然准奏，尽管他还不十分明了堕三都的意义，孔子也不便挑明，但他认定，孔子的任何主张，都不会损害公室的利益。

    季氏府，季桓子依然一个人在独斟独酌地喝闷酒，因为费邑宰公山不狃已经三年不曾缴纳田赋了，前天他派公差去催，公山不狃非但分文不出，反而将催赋的公差杀死，这一刀显然砍在他季桓子的脖颈上，不除此贼，难解心头之恨！家臣既无法驾御，何以擅鲁权，专鲁政呢？阳虎的教训难道还小吗？正在这时，子贡一手持短剑，一只手拿着一只雪白的羔羊皮闯了进来。季桓子见状，惊吓得魂飞魄散，战战兢兢地说：“先，先生欲，欲将何为？”

    子贡感到好笑，如此无勇无谋之辈担当冢宰，鲁国岂有不亡之理！幸亏他还较为明智，将这冢宰之职交我们夫子代理。子贡强忍住笑，故作满脸杀气地说：“冢宰可还记得今天是何日子吗？”

    季桓子被问得茫然若痴，结结巴巴地问：“何，何日子？

    ……”

    “冢宰真乃贵人多忘事。”子贡冷笑着说，“那么，冢宰总该认识这只可怜的羔羊及这柄短剑吧？……”

    “先生是指？……”季桓子的浑身在颤栗。

    “如此奇耻大辱，冢宰岂可忘记！”子贡不无嘲讽地说，“七年前之今日，阳虎岂不是以此短剑杀该羊羔而逼冢宰订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