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无贤才相助，外有世子树敌，所以急待老友还朝，解决疑难。”

    彼此又谈论了一会儿国政，孔文子非常惬意地对子路说：“余已年高，军权现已交王孙贾。府中尚有家卒三千，苦于无相当人统率，今日将军自天而降，真乃雪中送炭，就请统率家甲，并荐为大夫。高柴原为士师，颇有经验，仍官复原职，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子路听说身兼双职，可以施展胸中抱负，欣然称谢。高柴性格内向，很少言语，只是默默地点头表示同意。

    孔文子招待子路、高柴吃过便饭，三人一同入朝拜见卫出公。孔文子向出公奏明原委，出公一一准奏。

    第二天早朝以后，孔文子便与子路、子羔分别驾御着两辆装饰豪华的马车到仪邑去迎接孔子。卫出公也学着祖父灵公的样子，率领文武官员郊迎大贤，回宫后设盛宴为孔子师徒接风洗尘。从此以后，孔子师徒又在卫国住了五年。

    孔子回到卫国的第二天上午，子路就问孔子：“倘卫君正待夫子主持政务，夫子将以何为先呢？”

    子路向孔子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返回卫国的路上，在居仪的日子里，孔子就一直在思考着这一问题：这次返回卫国，假使卫出公让我出仕从政，我将首先解决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本来是很简单的，但在卫国却变得极其复杂。卫出公辄是卫灵公的孙子，是世子蒯瞆的儿子。灵公死后，理应由蒯瞆继任君位，但因他不满其母南子的淫乱行为，谋杀未成，逃亡在外。南子想立小儿子郢为君，郢不受，让位给辄，于是由辄继位，并拒绝其父蒯瞆回国。这不论在“君臣”的名份上，还是在“父子”的名份上，都是不“正”的，国内外对此正议论纷纷。但是，出公辄既受其祖母南子之命而立，即使将父亲排斥在外，也不影响他的君位“名份”，因为“父子”关系是从属“君臣”关系的。为了平息国内外的不好舆论，肯定卫出公的君位名份是合乎“周礼”的，必须首先端正名份。孔子对这个问题考虑的时间很长，早已成竹在胸了，所以当子路提出时，便毫不含混地回答说：“先端正名份，使之各安其分。”

    子路对卫国的君位继承问题的看法如同世俗，认为辄继君位，拒绝其父蒯瞆回国是不合“名份”的，要“正名”就得反对卫出公，迎接蒯瞆回国执政为君，这在卫国不仅难以立足，恐怕要招惹塌天大祸。他没有猜透孔子的思想，因而提出怀疑说：“夫子未免迂腐太甚了吧？当今之卫国，首先端正名份，如何行得通呢？”

    孔子不高兴地说：“由啊，你说话竟如此粗野浅薄！不懂之事，君子应取保留态度，不可妄言！名份不正，则难言之成理；言不成理，则事难有成；事不成，则礼乐难兴；礼乐不兴，则刑罚难以公允；刑罚不公，百姓则无所措手足。由此可见，君子对于名份，不可不言，言之则必可行。君子之言，定严肃不苟，万不可马虎从事！”

    对于夫子的话，子路虽不十分明了，但却不再言语。

    由此可见，孔子决心接受卫出公的邀请，在卫国干一番事业，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因而提出了自己“首先是端正名份”的政治纲领。然而，卫出公既像他的祖父卫灵公一样郊迎孔子，宴请孔子，礼待孔子，每年给孔子两千担的俸禄，博得了一个爱贤的美名，又像他的祖父卫灵公一样并不重用孔子，孔子在卫五年，只是做一个宾客，做一个公养之仕。孔子在鲁，是行可之仕，即有希望行道的官；卫灵公时，孔子是际可之仕，即受礼遇的官；如今成了卫出公的公养之仕，即受公养的官。这在别人，也许是最高的愿望了，无具体工作，却享受着并不低的待遇，而孔子却是个有理想、有抱负，想做一番事业的人，仅仅“公养”，是违背他的意愿的。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只好把精力用在教学与治学上，为他几年后返回鲁国，删《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