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向来是说话算数的，自从与冉求发生了那场小小的风波之后，便完全打消了出仕从政的念头，对自己的政治生活也比较看淡了，专心致志地从事教育和编修“六艺”的准备工作。有人曾不解地问：“夫子为何不从政呢？”他坦然地回答说：“只要能发生政治影响，便为政治，难道非出仕为官才算从政吗？”原来，孔子将办教育，培养“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优秀人才，编修“六艺”，也看作是政治。

    仲春的一个夜晚，下着淅淅沥沥的春雨。孔子送走了最后一个学生，在雨夜中踱步，任雨水打湿了衣服，有时竟仰面向上，承受着细雨的亲吻与抚摸，心中倍感凉爽和惬意。不知过了多久，他下意识地步回了杏坛，习惯地坐在白天讲学的蒲团上，望着粗壮的树干，婆娑的枝条，听着春雨润物的低声细语。春夜是宁静的，又下着蒙蒙细雨，更显得静谧，然而孔子的心却并不平静，像大海一样在翻腾。许多镜头，许多场面，许多人物，许多往事在他的面前闪现，在他的心中变幻，似乎这一切都在大声疾呼：“夫子，要现实一些！”是呀，十四年的漂泊使自己变得实际多了，十四年的风风雨雨将自己的头脑吹洗得清醒一些了，自己隐隐约约地感到，十四年的精力实在浪费得有点可惜，真正能实现或想实现自己政治主张的国君不仅是太少了，而且是绝对不存在的。他重新咀嚼着在奔波途中遇见的那些和自己主张不同的人说的话，似乎觉得有些温暖，有些甘甜。十四年来自己在各国宫廷里仿佛是扮演了一名令人调笑的角色。是么，是自己的政治主张错了吗？是自己的步子迈歪了吗？不，全然不是！人类历史犹如一个巨轮，欲让巨轮向前滚动，就需要有人用力去拥，或者去拉，自己正是这样的用力者，只是势单力孤，所以拥它不动。自己之所以要办教育，就是要培养更多的推动巨轮前进的人。只可惜这个巨轮太笨，太重，自己虽说身体尚健，精力尚好，但毕竟是六十九岁的人了，犹如瓦上的薄霜，留在这个世上的时间不会太长了，不然的话，怎么长时间没有梦见周公了呢？因此必须抓紧！看来不仅自己无法实现这个政治理想，三千弟子即使共同努力，也未必能够实现，因为这个巨轮着实是太笨，太沉了！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和漫长的时光。那么，一代一代的后人靠什么来武装呢？自然是靠“六艺”，但自己四十余年的教育实践，发现《诗》、《书》、《礼》、《乐》、《易》并非完美无缺，尚有许多残缺与弊病，需要修订和整理，自己又积累了若干经验，可以充实与补充进去。至于历史教学的内容，只有“鲁史记”与“周史记”等一堆史料，这堆史料芜杂不堪，真伪混杂，需要编写一部《春秋》。早在三十一年前自齐返鲁后，因鲁国政局混乱，“陪臣执国命”，自己不肯出仕为官，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修《诗》、《书》，订《礼》、《乐》了，从此以后，三十多年来，即使是在“累累若丧家之犬”的最艰难时刻，也从未放弃过修订“六艺”的念头，从未停止过搜集资料的工作。眼下准备工作业已就绪，经验也算成熟，特别是将不久于人世，必须立即动手，夜以继日地奋斗，否则，后人将无法将自己的“道”传下去，自己的政治理想也就永远没有实现的指望了。

    不知过了多久，起风了，雨也渐渐停了，本来并不浓密的云被风吹得四分五裂，月婆婆探出头来窥视着这位古稀老人，用青白的光将他的心照得明亮起来……

    第二天晚上，孔子将颜回、子夏、子游、曾参、商瞿等几个善长文学的弟子留下，让他们围坐在自己的身边。孔子首先向弟子们讲明了自己要立即着手修订“六艺”的打算与迫切感，然后阐明了修订“六艺”的指导思想。他说，修订“六艺”的主要目的是借文献典籍来传道施教，因而要把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以“中庸”为方法论的精神体现在文献中。“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