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四九九年农历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老聃先生从周都洛阳回到家乡曲仁里村（老聃辞官归里之后，家乡人多称他为伯阳先生。写到这里，请允笔者也来暂改一下称呼，或称伯阳先生，或称李伯阳）。

    回乡三天之后，李伯阳先生开始着想立说之事。从开始着想立说之事起，他就开始着想隐居之事了。

    他想：过隐居生活需要隐，要创立自成一家的，真正自成一家的，独树一帜的学说，更需要隐，特别是象我这样地位、身份、名声的人。隐写和瞒哄不能相提并论，因为隐写的结果以后要如实地向所有的人公开。“人说，欲成事业，不可没有埋头苦干，这话不是没有道理。”他心里说，“终日繁乱不安，无法静下心来真正地去独立思考；终日应付杂事，淹埋在世俗之中，甚至让你的学说听任世俗的摆布，你的学说，不是世俗的综合，就是脱不了低俗之壳，或者是杂家理论的总汇。更何况是没有真正的心力和时光去写。这不是说一种学说可以脱离凡尘、脱离事世而从十万里高空去产生。学说未立之前，天是我师，地是我师，人人皆是我师；学说将立之时，我要隐，要藏，要安，要静，要独写独思。就我而言，不能真正静下心来将学说立好之悲哀在不隐，不能真正隐住的悲哀在不能从根本上隐。”为了能够真正做到隐写，接下去他就开始琢磨如何在隐阳山深处那所隐宅隐居之事了。

    曲仁里村西隐阳山深处的隐宅（外宅），是儿子李宗在段干做官期间派人修建（目下他还在段干地方尚未归回），目的是为了在天下出现更大的战乱时进行避难和退隐。那里，几所于山洞通连着的茅草屋，常用铁锁锁着门，从来无人居住。当时地旷人稀，深山背后的地方轻易没人到过，加上这里没住过人，再加上小茅草屋很不显眼，所以人们从心里压根就没有这个处所。儿子李宗在沛地亲戚们那里成家立业之后，就搬回了老家曲仁里。他们一家三口，加上管家、佣人，共是七口，从沛地归里之后，是住在曲仁里村的老宅上。如今他们全家都搬走了，老宅的房舍也成了无人居住的空房了。李伯阳先生回乡之后就是住在这老宅之内。原来冷冷清清的老宅，从李伯阳回乡之日起就开始热闹起来，亲戚朋友来来往往，比里，闾里，乡里，里里，州里，党里，不管是庶民百姓，也不管是三老、州官，许多人都来瞧看，比起以往，这里真是另有一番景象。伯阳先生这个“隐君子”，为了隐居，先来个比不隐居还不隐居——当然隐阳山里的隐宅他是不向任何人说出的——他要在初步构想学说轮廓的情况下，和亲戚朋友好好亲热亲热，以尽人情。等人情尽了之后，再考虑隐居之事。

    近来伯阳先生家里真叫热乎，闹乎，他的家人，仆人真叫忙乎，他本人真叫忙乎、亲乎、应接不暇乎。急流勇退，去官做民，还有这么多的亲戚朋友前来瞧看，这一点使伯阳先生感到了人情的美好，感到了人间不是没有真情。除了姬如公不知现在隐居哪里，不知是否还在人世，到几处找他没有找到，除了燕普是李伯阳流着泪亲自驱车到宛丘去瞧看之外，其余的该来的亲戚朋友和弟子几乎全来了。连小时闹过意见的同学杜杰也来了。此时的杜杰已经成了一个不仅有学识而且有德行的老员外了。

    一次，他的弟子文子来瞧看他，在他们师徒二人谈到王子朝的理论时，伯阳先生有这样一段言语：

    我知道了，我从几十年的为官生涯知道了，从数十年的天下大乱特别是将近二十年的周朝内乱知道了，用王子朝的理论基点作为一种学说的脊梁和精髓，是从天地之间的大根本上完全错了的。早年我曾被他的理论迷惑过，如今算是看透了。我说，一种有益的学说，其脊梁应该是慈爱，谦让，和善，济世，活人；他说，不，你那是空家伙，不能实行，应该是打斗争夺才对。我说，我的所谓的空家伙是实实在在的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