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春天，党派魏拯民同志赴东北工作。他兴致勃勃地到北京大学校园，把喜讯告诉自己的老同学宋冠英。宋冠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正在北京大学读书。原来在1931年4月，魏拯民因痔疮严重，不能出操，被石友三的军校开除了。他回到北京，接上组织关系，就到北大和这位老同学住在一起。那时，宋冠英正患三期肺病，卧床不起。魏拯民就拿着宋的学生证一面听课，一面利用这个机会做学运工作。回到宿舍就护理宋冠英，煎汤熬药、烧茶端饭，样样细心周到，直到宋冠英病愈。此时此刻，宋冠英的惜别之情是难以言表的。宋冠英知道魏拯民有心脏病，对于他立即到抗日前线去，也似乎有些意外。不过，答案很快就找到了。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魏拯民就顿足捶胸地痛恨国民党的卖国政策，惦记着被日本侵略者霸占的国土和3000万东北人民。他迎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刺刀和水龙参加了北大学生的示威游行，废寝忘食地在街头发表演说，散发传单。现在，党派他到东北工作了。魏拯民像得到最大满足似的把这个消息告诉宋冠英，他无限感慨地说：“我虽没有见过长白山，没到过松花江，可我一闭上眼睛，就像看到那里到处是烟火，到处是血迹，我立刻想到那里去，拿起武器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魏拯民来到东北后，党组织并未马上派他到武装部队去，先让他在哈尔滨市任党的区委书记；1934年冬天，才把他调到延吉东满抗日游击区。“九一八”事变后，党在东满的延吉、汪清、珲春、和龙一带，建立了抗日游击队。

    在此基础上，于1933年组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发展到近2000人。在同日寇的战斗中，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同志牺牲了。魏拯民就是来接替这位烈士的工作的。次年3月，在东满党团第一次联席扩大会议上，他被正式选为特委书记。他来到硝烟弥漫的战场，心像一团燃烧着的烈火。在延吉找到特委的同志后，没再停留，就到下面去了。他走遍了各县游击区，深入到各抗日游击队，向干部、战士、地方群众了解情况，努力熟悉自己工作的对象和环境。东满游击队和人民大众抗日斗争的事迹使他感到无比振奋。他向当地干部学到许多新东西。同时，也发现在统一战线工作和肃清反革命组织“民生团”的斗争中，有“左”的错误，影响干部和广大军民抗日积极性的发挥。然而，他对同志们并不是指责，而是耐心地说服、帮助，一步一步地去解决问题。在各种会议上，把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说得清清楚楚；领着干部总结反“民生团”斗争中的成绩和教训，纠正扩大化的错误，解除同志间无根据的猜疑和人人自危的恐怖情绪。他还亲自主持举办干部训练班，训练一批地方工作干部和统战工作干部。不久，东满工作就有了新的起色。

    到1935年春天，自发的抗日武装纷纷向我游击部队靠拢，游击区周围的义勇军、山林队大部接受了二军独立师的指挥。珲春等地伪军整排整连地起义参加抗日游击队。地方群众抗日组织，如救国会、反日自卫队以及妇女、儿童、青年等组织日益发展。他们为游击队筹款筹粮，缝衣做饭，站岗放哨，直至参军参战。也是这年春天，汪清大甸子的农民700多人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反捐税、反“集团部落”和分粮斗争。人民革命军迅速扩大，5月，在京图线哈尔巴岭炸翻关东军高级将领乘坐的军用列车，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同月，独立师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兼任政治委员。

    由于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以及东北军民的艰苦奋战，1936年到1937年，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发展到最高潮。抗日烈火燃遍白山黑水，抗日联军达11个军，4.5万人，并有许多同盟部队围绕在抗联周围。与此相适应，初期分散的小块游击区，逐渐连成一片；日伪盘踞的若干城镇、据点，趋于被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