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３年，世界和平理事会确定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中，就有我们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自豪。

    端午节吃粽子、插艾枝、赛龙舟等古老风俗，这是为了纪念屈原，妇孺皆知，然究其所以，知者甚少，有必要写一部《屈子传》，记其生平，赞其美德，颂其业绩，揭露封建社会的腐朽黑暗，鞭挞天地不公，人生不平。

    为了创作这部《屈子传》，１９９３年秋，我南下考察鄂湘月余，足迹几乎遍及当年屈原生活、工作、流浪、放逐过的一切地方，拜访了诸多专家学者和史志工作者，凭吊了众多古迹，考察了楚地风俗民情，获得了较为丰富的感性知识。

    两千多年来，研究屈原思想和楚辞的书籍堪称是浩若烟海，但记载屈原生平的资料却少得可怜。即使在这凤毛麟角的生平记载中，也众说纷纭，让人莫衷一是，我只好从分析比较中择善而从。

    屈原的生卒年月及享年，史家历来分歧很大，我从郭沫若说，即生于公元前３４０年正月初七日，卒于公元前２７８年五月初五日端午节，享年六十二岁。

    我是先整理出一个“屈原年谱”，然后依谱写作。有关“屈原年谱”之类的书不下几十种，在整理“年谱”的过程中，我多有涉猎，以《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和任国瑞先生的《屈原年谱》为主要依据。

    因屈原的生平资料太少，创作中不得不把许多屈原的故事和传说拿过来加以改造，合理应用，作为史实来写，以弥补史料记载之不足。

    陆侃如《屈原评传》说：“他任左徒之前，当然是先任了几时较低的官职了。”据此，我安排他先到鄂渚去干了一年县丞。这一年对屈原来说很重要，是他官为左徒、变法改革的基础。

    尽管诸多好友批评我：“心态未完全自由，过于拘泥史实”，郭沫若也说“历史剧不承担传播历史的任务”，我还是固执一己之见，凡有史可依、有案可稽者，都谨小慎微，不敢有丝毫马虎与苟且，更不敢肆意妄为；我反对那种不顾史实，天马行空地胡编乱造的不严肃做法。

    史书上无记载的，我则鼓起幻想的彩翼，挣脱现实的疆界，向虚幻的世界飞升。在这“飞升”的过程中，我掌握两条基本原则：一是不违背历史的真实，力求合情合理；二是不损害所传主人公的形象，不与史实有任何背谬与矛盾。

    文学创作固然不能媚俗，但却不得不考虑多数读者的接受能力、追求、爱好和兴味，有较强的可读性。接受朋友们的批评，我的“三圣传”——《孔子传》、《孟子传》、《孙子传》严谨有余，活泼不足，在这部《屈子传》中，大胆地描绘了屈原与南后郑袖的情爱纠葛。

    １９９２年７月下旬，工作于北京师范大学的董乃强先生寄来一《南方周末》剪报，报载《屈原死于谋杀》，言屈原与南后郑袖私通，太子横是他们的私生子。横执政为顷襄王后，屈原的政敌子兰、靳尚之流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巨大危险，派杀手赶往汨罗刺杀屈原。乃强很希望我吸收这一屈原研究上的新成果，因为这样“要比孔子、孟子仅从政治、教育方面叙写要生动活泼得多”。乃强知我思想迂腐古板，凡事不敢越雷池一步，信末开导我说：“需知：一、春秋战国时期，男女关系随便，反映了父权制与母权制交替时代道德风俗的交织；二、文学艺术家与女人（特别是风情万种的歌舞美人）的关系一直是异常密切的，屈原才子，当然不能例外。”感激乃强的一片挚诚之心，我对这一意见十分重视和认真，很想用这一新观点来写，但几经推敲，最终还是放弃了：第一，顷襄王是屈原和郑袖的私生子，在时间上对不起来；第二，屈原的突出特征之一是洁身自好，而且他“明于治乱”，定然知道与怀王宠姬私通的危害与后果。这样写离传统观念太远，有损屈原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