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住他：“璞山，你的颜字越写越好了，木牌要好几天才能制成，还得借你的大笔再写一幅先贴着。”

    “写几个什么字？”

    “还写原来的老招牌：湖南审案局。”

    离开长沙前夕，骆秉章在曲园酒家大摆筵席，为曾国藩及团练全体哨长以上的头目饯行。徐有壬、陶恩培、左宗棠和粮道、盐道等官员都出席作陪，鲍起豹和清德却拒绝参加。

    久游宦海的曾国藩十分清楚骆秉章等人的世故，但他不想与骆秉章撕破脸，于是带着众头目欣然出席。骆秉章心里果然高兴，二人并肩坐在一起畅谈，如同一对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曾国藩深知借助骆秉章的重要，把招牌一事处理好后，便立即给骆秉章写了一封信，向他报告团丁安置的情况，欢迎他随时来衡州视察。接着，曾国藩又给郭嵩焘、刘蓉各写一信，邀请他们来衡州共举大事；又写了一封信给黔阳教谕、平江举人李元度。李元度字次青，曾和曾国藩在岳麓书院同窗。

    曾国藩欣赏李元度的才思敏捷，也请他来衡州帮办文书；又写了一信给正在桂阳州原籍守制的陈士杰。道光二十八年，陈士杰以拔贡上京考小京官，朝考时，阅卷大臣正是曾国藩。曾国藩见他的策论议论风发，言之有物，欣喜地录取了他。从那以后，陈士杰视曾国藩为恩师。

    写完这几封信后，曾国藩感觉疲劳。他在床上躺了一下，却不能合眼。一个更大的计划，需要他尽快拿定主意，这就是今后如何训练这批湘勇。他在心里盘算着，自己之所以出山，目的是做李泌、郭子仪的事业，要如此，必须有一支强兵劲旅，这支人马虽不能叫军队，而只能称练勇，但实际上要比八旗、绿营强得多。一千号人，无论如何少了。但若一旦扩勇，便会立即招致非议。目前有十个省办起了团练，其他九省都没有湖南这样的大团，帮办团练大臣所直接掌握的团丁，都不过二三百人。湖南已有一干余人了，还要扩大，朝廷会不会同意？这是一。第二，饷银从何而来？自从洪杨事起，朝廷的经费便日感不支。这是曾国藩所深知的。要朝廷拨钱，希望渺茫；要骆秉章、徐有壬拨款吗？也不能指望。曾国藩躺在床上，被这两大难题困扰着，思前想后，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荆七推门进来，对曾国藩说：“大人，刚才陆知府派人送来一封急信。”

    曾国藩坐起，从荆七手中接过信。原来，这信是新擢升为湖北按察使、正带兵在江西前线与太平军西征军作战的江忠源寄来的。江忠源信上说：长毛势力强大，能征惯战，打仗不怕死，又会收买人心，很难对付。请曾国藩在长沙多募几千人马，练成精兵，早日开赴江西，补充他的楚勇。看完这封信后，曾国藩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曾国藩兴冲冲地给江忠源回信，告诉他已来到衡州练勇，请他向皇上奏明，委托湖南帮办团练大臣在衡州招募五千勇丁，训练成军，交他指挥。“只要朝廷明文同意扩勇，饷银的着落再想办法。”曾国藩心想，“至于交不交江忠源去指挥，那还不是凭我一句话？我不给他，谅他也不好意思来硬要。”

    不久，郭嵩焘、刘蓉、陈士杰都先后来到衡州，曾国藩很是高兴，他认为自己给这几个地位不高却才能罕见的朋友，找到了一个可以施展平生抱负的舞台。郭嵩焘告诉曾国藩，他在湘阴募集了一批军饷，过几个月便可凑齐二十万。李元度也应邀来了。这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个头瘦小的文人还带来五百平江勇，一来便对曾国藩说，要弃文就武，当营官带兵打仗。曾国藩很欣赏他的这分勇气。趁着大批勇丁尚未到齐的空隙，曾国藩和罗泽南、王錱、郭嵩焘、刘蓉、陈士杰、李元度等人天天商讨练勇之事。大家参照戚继光的束伍成法，结合目前的实际情况，制定详细的军事条例。曾国藩又写信给骆秉章，向抚标中军借调塔齐布、杨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