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回到荷叶塘，关起门来，一遍又一遍，反反复复地读着丑道人所送的《道德经》。果然如道人所言，此时重读它，似觉字字在心，句句入理，与过去所读时竟大不相同。

    曾国藩早在雁门师手里就读过《道德经》。这部仅只五千言的道家经典，他从小便能够倒背如流。进翰林院后，在镜海师的指点下，他再次下功夫钻研过它。这是一部处处充满着哲理智慧的著作，它曾给予曾国藩以极大的教益。类似于“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成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等格言，他笃信之，谨奉之，而对于该书退让、柔弱、不敢为天下先的主旨，仕途顺遂的红翰林则不能接受。那时的曾国藩一心一意信仰孔孟学说，要以儒家思想来入世拯世。对自身的修养，他遵奉的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对社会，他遵奉的是“以天下为己任”。也正是靠的这种持身谨严，奋发向上，关心国事，留意民情，使得他赢得了君王和同僚的信赖，在官场上春风得意，扶摇直上。咸丰二年间，正处于顺利向上攀援的礼部侍郎，坚决地相信“治乱世须用重典”的古训以及从严治军的必要性，遂由孔孟儒家弟子一变而转为申韩法家之徒。他认为自己奉皇上之命办团练，名正言顺，只要己身端正，就可以正压邪，什么事都能办得好。谁知大谬不然！这位金马门里的才子、六部堂官中的干吏，在严酷的现实中处处碰壁，事事不顺。

    这一年多来，他曾无数次痛苦地回想过出山五年间的往事。他始终不能明白：为什么自己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却不能见容于湘赣官场？为什么对皇上忠心耿耿，却招来元老重臣的忌恨，甚至连皇上本人也不能完全放心？为什么处处遵循国法、事事秉公办理，实际上却常常行不通？他心里充满着委屈，心情郁结不解，日积月累，终于酿成大病。

    这一年里，他又从头至尾读了《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希望从这些史学名著中窥测前人处世行事的诀窍，从中获取借鉴。但这些前史并没有给予他解开郁结的钥匙，反而使他更痛苦不堪：前人循法度而动成就辉煌，偏偏我曾国藩就不能成功！

    他也想到了老庄，甚至还想到了禅学空门。但是他，一个以捍卫孔孟名教为职志的朝廷重臣，一个以平叛中兴为目标的三军统帅，能从老庄消极遁世的学说中求得解脱吗？不，这对他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些日子，在实实在在的民事军旅中亲身体验了许多次成功与失败的帮办团练大臣，通过细细地品味、慢慢地咀嚼，终于探得了这部道家经典的奥秘。这部貌似出世的书，其实全是谈的入世的道理。只不过孔孟是直接的，老子则主张以迂回的方式去达到目的；申韩崇尚以强制强，老子则认为“柔胜刚，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河所以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这句话说得多么深刻！老子真是个把天下竞争之术揣摩得最为深透的大智者。

    曾国藩想起在长沙与绿营的龃龉斗法，与湖南官场的凿枘不合，想起在南昌与陈启迈、恽光宸的争强斗胜，这一切都是采取儒家直接、法家强权的方式。结果呢？表面上胜利了，实则埋下了更大的隐患。又如参清德、参陈启迈，越俎代庖、包揽干预种种情事，办理之时，固然痛快干脆，却没有想到锋芒毕露、刚烈太甚，伤害了清德、陈启迈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无形中给自己设置了许多障碍。这些隐患与障碍，如果不是自己亲身体验过，在书斋里，在六部签押房里是无论如何也设想不到的，它们对事业的损害，大大地超过了一时的风光和快意！既然直接的、以强对强的手法有时不能行得通，而迂回的、间接的、柔弱的方式也可以达到目的，战胜强者，且不至于留下隐患，为什么不采用呢？少年时代记住的诸如“大方无隅”“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的话，过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