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这两个会议，三中全会开得很短，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长，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时间为三中全会的7倍。但是三中全会是正式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中央工作会议只是起为三中全会作好充分准备的作用。既然三中全会要解决的问题都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准备好了，我们就一定要充分重视中央工作会议的作用。中央工作会议是值得纪念的，但不必也不应单独纪念，只要我们认识到纪念三中全会时不能不把纪念中央工作会议包括在内就可以了。

    在这个三中全会之前举行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为期5天。会前的那个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为期36天。

    “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做了充分准备。”

    1978年的秋冬之交，中国要解决的问题仍然很多，需要在党的高层开展一次大讨论。胡耀邦说：提理论问题要有勇气；邓小平说：我不劝你们在理论上迁就，迁就会失去原则，我主张中央开一个会，如叶帅说的，索性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这样好。

    《公报》和《邓小平文选》注释中指出的“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实际上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又是怎么一回事？这两个问题今天可能许多人不那么了解它的具体内涵。我从头到尾出席了这个中央工作会议，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也非正式地列席了。我认为应该根据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实，把这两点讲明白，或者说对这两点作一个很长的“注脚”。我觉得这是作为历史见证人的我应尽的一个责任。

    在这个中央工作会议12月13日的闭幕会上，邓小平——当时他的职务是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做了一个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邓小平文选》收入这篇讲话时做了一个注释：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着重追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那个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为什么我想做这件事呢？请同志们看一下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公报》。这个《公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文件。《公报》一开头在叙述了这次全会的出席者和主持者之后，紧接着专门写了一个自然段，只有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