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十一大后揭批“四人帮”的工作也有了进展。特别是在胡耀邦主持中央组织部期间，大批“文革”中受迫害的干部得到平反，回到领导工作岗位。但是由于处理重大案件的大权掌握在中央专案组手中，仍有许多重大案件得不到解决。

    1978年2月举行十一届二中全会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中央全会我列席了，五届人大我是代表)。这时候国务院也得到了改组。许多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同志在国家机关中担任了领导职务。我国的经济建设工作开始步入正轨。但是当时思想上受“两个凡是”的禁锢，讲的还是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那一套。我参加了五届人大华国锋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文件的基本调子改变不了，我只能做到讲一通拨乱反正的言论，在起草组内同一些人争论一番，但改变不了他们的观点，只能做到“我讲了，我的灵魂得救了”。

    至于揭批“四人帮”中遗留下来的许多大是大非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比如“天安门事件”性质问题，广大群众和党员干部要求平反，但是汪东兴、吴德、张耀祠出来反对，因此不但许多1976年清明节去天安门追悼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革命青年还在囚禁之中，而且又有人因为发表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批评吴德的言论而以犯了“恶毒攻击罪”被投入监狱。党内民主和社会上的民主，继续受到极大的压抑。党内民主和社会上的民主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党内个人崇拜和个人独断没有受到批判，而吹喇叭、抬轿子者也不乏其人。对粉碎“四人帮”后继续出现的这样的局面，广大群众干部当然极不满意。

    但是“四人帮”的覆灭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毕竟是一个大解放。人们比以前敢说的话多了，谁也恢复不了“天安门事件”被镇压后那种对人民实行高压政策，而人民暂时无可奈何的局面。人们积极行动起来。进入1978年之后，局势有所进步，同时，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尤其重要的是思想路线尚未端正。1978年5月《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文章一发表就受到某些人的攻击，在讨论中遇到了颇为顽固的抵抗。在前进的道路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主张，需要开展一次讨论，让各种思想、各种主张碰撞较量，才能求得一个解决。

    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高兴地得知有一个中央工作会议即将召开，而且收到了要我出席这个会议的通知。

    附记：一个材料和一个考证

    在写这篇追记的过程中，我在故纸堆里发现一个有关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材料，经过一番研究，我做出这样一些初步判断。

    我查到的那个材料是1978年10月14日邓小平同韦国清的谈话记录，那是当时我抄来的材料。韦国清向邓小平请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总政治部准备发一指示，要求在全军干部中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问小平同志的意见。邓小平答复：“叶帅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索性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这样好。实事求是很重要，不仅领导机关，就是一个小企业，生产队也应实事求是。……这就是毛主席讲的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不要思想僵化。……叶帅说，要把这篇东西印发到全国去。”关于叶剑英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的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华国锋的讲话中也讲到了。

    华国锋那天讲话时我听得很清楚，他说在一次中央常委听1978年7月到9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情况汇报时，大家认为那个务虚会开得很成功，叶剑英听了很满意，提议在理论问题上也开那样一个务虚会，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这件事知道的人比较多，大家认为三中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