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嘛，争就是了嘛，都不要扣帽子，在理论上探讨嘛！从实际出发，不要说空话。”

    还有一次邓小平和我们谈话，也没有记下准确时间，可能比前面讲的那次早。邓小平说：“现在风声不小，对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就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那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常识。常识不应该成为问题。”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讲要解决问题，理论上就要站得高些。他对我们说：“社会科学院是个研究理论讲理论的机构。理论上不能让步，我不劝你们在理论上迁就，迁就会失去原则。”在这次谈话中，他说自己主张这个问题中央要讨论一下，把问题讲清楚，这就是后来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个“由来”吧。

    当然，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华国锋也有他的需要，也有他的考虑。在十一大华国锋做报告，报告中的第二个部分《形势和任务》讲了八个问题，以后开了十一届二中全会和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到1978年这些东西他自己感到不能用了，他感到从1979年起应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于这一点，叶剑英、邓小平和李先念都是同意的，而且在李先念的主持下又开了一个时间很长的国务院务虚会，华国锋既然有这个要求，中央工作会议很快就召开了，而叶、邓的问题，也可以摆开来。

    从真理标准问题在学术界、新闻界、各路诸侯和将军们的讨论，到摆上中央会议日程，经历了几个月。叶、邓摆开来讲的这个想法，我想不会事先同华国锋讲明白，但华也会明白一些。关于工作会议酝酿和筹备的具体情节，我并不知道，尤其是华国锋那里，我没有听到什么，最后这一段是我在分析后所做的判断，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就要靠更多人的回忆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