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也未涉及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问题，未涉及股份制问题，未涉及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改革、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改革的问题，未涉及在一个国家内同一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各地区可以有多种经济模式的问题。在当时当然不可能提出这些问题。但是如果那时能够在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讲话这个议题时，用比较多的时间来讨论我国的改革开放问题，总可以取得比在公报上所写的更多的内容。但是中央工作会议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了，有更加迫切的问题需要提出来。因此虽然会上也有一些发言讲到这次国务院务虚会，但并没有去讨论这个务虚会上接触到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由于中央工作会议的出席者参加过这个国务院务虚会的很少，李先念的讲话显得也比较平，华国锋也没有对为什么要讨论这个议题做什么说明，更没有提出要在讨论这个议题时研究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因此会议出席者在讨论这个议题时，往往和第二个议题即关于两年计划合在一起讨论，而且没有讲出多少有关改革开放的内容。公报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文字是起草者根据会上并没有充分展开的意见概括出来的。我认为应该承认公报起草者起了很好的作用。由于公报是三中全会会议参加者正式讨论并且通过的，应该承认它是会议的一项成果。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参加过这个务虚会的各部门负责人，也没有就改革开放发什么言，虽然认为国务院务虚会很重要。我也没有利用讨论这个议题的机会，介绍那次务虚会的成果，加深对于改革开放的认识。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这次会议的重点还是在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上面。这个会议在取得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上的突破后形成的局面，使得改革开放在会后很快取得了进展。不过今天回过头来看，我认为还是应该很好地讨论国务院务虚会这个议题的，应该多讲一些改革的问题。我在中央工作会议做了这么多次发言，都没有专门讲一大篇改革，这不能不是我工作中的缺点。

    现在大家都说我国的改革开放是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这个说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不要以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加上三中全会前那个中央工作会议，对改革开放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讨论，更不能说这两个会议对改革开放的问题解决得很透彻了。从这一节和上一节我所讲的事实中，可以看出情况并不是那样的，尤其关于农村改革，会议通过的文件还特别做出“不许包产到户”的规定，而实行包产到户是农村改革的第一步。

    三中全会后，按照公报上那些要求所进行的企业方面的改革进行得比较早，但是没有取得突破性的成果。而农村改革在万里等同志的努力下，经过几年的努力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那就是实行了“包产到户”或进一步实行了大包干。

    在这里，我们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在改革开放方面的不足，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纪念三中全会时充分评价三中全会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意义，不妨碍我们说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是一个伟大的转折。这两个会议的伟大意义就在“转折”这两个字上面。

    三中全会把我国建国以来的历史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建国的1949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1978年的整整30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曲折前进最后觉悟到必须改革的30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开始实行改革。在前30年中，从1949年到1952年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从1953年到1956年用4年的时间进行了一个匆匆忙忙的不像样子的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从1957年到1978年这21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早产儿，也是个畸形儿。如果说这时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这20年就是一个起始阶段，是经济停滞、政治动乱、文化凋敝、生活穷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