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极不满意汪东兴的书面发言。关于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不只是他所说的只有领导责任，而是一个思想路线的错误，他对邓小平同志的态度不是一个个人关系，而是有关全局性的问题。

    (六)汪东兴请求中央免除他所兼一切职务是适当的，同时希望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做一个比较像样的检查。

    (七)汪东兴同志在抓“四人帮”这件事上是出了力的，但不能就以此为资本。

    (八)拥护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的“今后提干要严格”。

    (九)建议将汪东兴等政治局几个同志所犯错误，传达到各地处级干部。

    (十)拥护宣布撤销1975年、1976年两年的十二个文件，主张“文化大革命”中中央发出的各种文件，也需要清理，有些还要撤销。

    (十一)严禁对干部使用窃听器、检查信件、盯梢、侦察私人来往、抄家隔离，施以法西斯的逼供手段。

    (十二)国家应从各方面帮助西北、西南等一些贫困地区。

    这十二条由西北组召集人汪锋、霍士廉、胡耀邦、肖华四人署名上报，华国锋看到这份简报后批示“印发到会人员”，这种做法表示充分发扬民主的情况一直贯穿到会议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