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的话做的事。在“文革”期间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创造了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按劳分配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批判唯生产力论”等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从1976年以来，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理论界就在经济学和政治学的领域中批判这些谬论。当然这些谬论是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帜，这一点对于理论界倒不成为什么问题，比较容易揭露这些歪曲。但是，谬论有的为毛泽东所肯定，有的本来就来自毛泽东的观点。比如毛泽东在1974年10月就说过：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虽然当时批判这些谬论尽量避开毛泽东，但仍然遇到“你们针对着毛主席”的责难。再加上几个重大案件如“天安门事件”，也有一个毛泽东点过头、讲过话的问题，不好解决。看来如果不上升到哲学的高度，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于是到1978年春夏，我国理论界在哲学领域中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对这篇文章，先是学术界开展了讨论，后来扩展到了党政军领导干部，先是在北京，后来扩展到了外省市，反映强烈。同时也很快受到一些人的严厉的责难。这就需要在理论上做更透彻的阐发，需要开展争论。

    在中央工作会议前的八九月间(具体时间在我的笔记本上没有记下来)，邓小平有一次找我们几个在社会科学院工作的人谈话。他很关心按劳分配问题上对“四人帮”谬论的批判，问我们按劳分配问题讲得是否已经很充分了。他讲，主要是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并且说“常识不应该成为问题”。

    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鼓励我们理论界要讲话。他说，你们自己不觉得，理论界发言是有权威的。他又说，你们社会科学院是理论机构，在理论问题上不能让步，我不劝你们在理论上迁就，迁就就会失去原则。他要求理论界站得更高一些，并且讲点方法，有利于解决问题，有利于团结。他说事实和道理当然要说清楚，但要考虑在什么场合说清楚。

    邓小平要我们考虑这场争论如何解决。在我们谈话那天，邓小平希望找到办法来解决这场争论，不希望“在工作会议上冒出来”，而希望理论界争论双方在思想上沟通一些。可是工作会议一开始后，这个争论果真“冒出来”了，而且“冒”得有相当重的分量。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展开之后，邓小平在会议期间有一次找胡耀邦和我两人谈话时，说要讲理论问题的重要性。这时候他讲：这个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很好，越看越好，越看越是个政治问题。后来他在闭幕会的讲话中说“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越看越重要”说明，就是对邓小平来说，也有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会议的参加者都有这种感觉。

    我感到这个会议有这样一个特点，而且一开始就具有。因为这个会议召开之前叶剑英、邓小平就讲这个精神，而且有“四人帮”粉碎后两年理论工作的准备。我赞成三中全会后一个月胡耀邦说过的话：

    “这两年的思想理论工作，就它的规模来说，就它的战斗作用来说，就它对全党的理论水平的提高来说，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可以说是延安整风以后理论工作做得最出色最有成绩的两年。”

    不但专门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而且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对理论的兴趣也很高。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许许多多的参加者的发言都讲遵循科学思想，都讲科学精神、科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