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工作会议的参加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文化大革命”前的高级干部，他们在“文革”中受到程度不同的迫害，“四人帮”被粉碎后，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发言权。在这个会议上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讲话了。他们认为对指导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使我们国家、我们人民遭受灾难的理论路线应该批判，并从中吸取教训。会内会外还有一些同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当权”者，他们之中有的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斗争，是有功劳的；还有一些人在粉碎“四人帮”后同“四人帮”划清了界限，站在了反对“四人帮”的立场上；但是也有些人在“文革”中说了不少错话，做了不少错事，乃至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也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甚至对纠正“文革”中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设置障碍。大家对他们意见很大，在揭露“文革”中的问题时，不能不涉及他们，不得不对他们揭露批判。他们之中有的是十一届中央委员，有的是政治局委员，有的是党中央副主席。会议上的揭露和批判，摆事实讲道理，不去考虑这些人的职务，不因为这些人职务高就不去揭露和批评，只坚持一条，摆事实，严格地按事实说话。这一点大家认为不应该含糊，也没有含糊。

    但是会议从团结的角度出发，对这些犯了错误的同志采取了宽厚的态度。

    在11月25日开第三次大会前夕，各组提了许多重大案件，要求党中央处理，对许多尚未平反的冤假错案也要求解决，这就涉及好几位十一届政治局委员。在听各组召集人汇报时，邓小平说：

    “大家提的问题要解决。‘天安门事件’要解决，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杨尚昆、陶铸的问题要解决，但是提出的问题不能全部解决。”

    这是邓小平一个冷静的估量，先讲清楚这一点，免得在做不到全部解决时收不了场。哪些问题在这个会议还不能解决，邓小平没有列举，大家心中有数。比如刘少奇根本没有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问题，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会上肯定历次路线斗争时就包括第九次路线斗争——对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而这种说法是写进了十一大政治报告中的。估计这个中央工作会议乃至会后举行的三中全会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此各组讨论时也只是说到不存在另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

    邓小平还讲到会上对陈锡联、吴德、纪登奎三人提了意见，提出了批评，没有过分。但他的主张是，三个人找个机会在会上谈一下就完了，不是一定要做自我批评使大家都满意。他不主张提到三中全会上去讨论，因为一提到三中全会就会有处分问题了。在第三次大会后的11月27日晚的汇报会上，邓小平谈到外国评论家问他吴德怎么样？他说吴德有错误，但看人要看整个，不能只看一段。

    再后来一次常委听汇报的会上讲到对一些同志的批评问题，邓小平说：可以把这件事了结一下，基本上过得去就行了，要使所有的人都满意，能不能做到？大家揭发批判是应该的，而且也是正确的。背靠背，问题还可以揭。对待陈锡联的问题，我在辽宁说过，在适当的场合，比如在中央开工作会议时，检查一下就可以了。犯有错误的同志讲了即做了自我批评，可能深一些、浅一些，讲了就可以了。

    接着邓小平又讲起吴德，邓小平说：吴德同志调离北京市，政治局委员不动，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

    邓小平在会上问出席汇报会的华北组召集人林乎加：吴德做检查时，你们鼓了掌没有？林乎加说鼓掌了。

    邓小平说：接着批评可以，还是要安定团结。我也劝纪登奎，也讲一下，讲了就过去了。还有杨成武、吴忠。吴忠不批过不去，杨成武不讲一讲，能行吗？自我批评，恰当处理，政治局也要注意稳。常委统一意见，这次会上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