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更听不清了，吃饭饮水也十分困难，每天吃饭和服药都由我一口一口地喂，原来每天还能吃一二两饭，到1976年四五月间，每餐只能吃一两勺了。而且常常因吞咽不好，呛着咳嗽不止，也就是这期间主席曾多次意味深长地说：“我是供展览的偶像。”一次，主席患支气管周围炎，咳嗽很厉害，护士给主席试口表，结果主席咳嗽把温度表吃掉半截，吞下了水银，三天后主席把半截温度表便出来了。

    在1978年反对的就是把这样的毛泽东的话奉为神明和对之实行“两个凡是”。当时中央工作会议反对“两个凡是”是坚决的、没有顾虑的，但是对毛泽东其他的言行就没有能坚决反对。比如在农村中实行包产到户，就因为毛泽东多次明确地坚决反对，因而在三中全会决定下发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和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中，还写了“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这样的两个“不许”。

    在当时大家生怕损害毛泽东的形象，也不敢反对高举毛泽东的旗帜的提法，只说到这样的程度：究竟是翻来覆去地重复毛主席的话是高举呢，还是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也有某些错误是高举。在三中全会开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在比较宽的范围内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衡量毛泽东的观点是正确和不正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