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自而雪乎？一则集思广益之法未备。尧舜之王，亦必询四岳，询群牧，盖恐一人之聪明有限，必博收众采，庶无失事。请自今凡召见大小臣工，必询问人才，询问利弊，所言可采则存档册以记之；偿所举非人，所言非实，则治其失言之罪。然寄耳目于左右近习不可也，询人之功德，于其党类亦不可也。盖人材至今日，消磨殆尽矣。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取进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由此道者无不各得其所欲而去，衣钵相承，牢结而不可解。夫此模棱、软弱、钻营、苟且之人，国家无事，以之备班列可也，造有缓急，而欲望其奋身为国，不顾利害，不计险夷，不瞻徇情面，不顾惜身家，可不得也。

    至于利弊之不讲，又非一日。在内，部院之臣，事本不多，而常若猝猝不暇，汲汲顾影，皆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外，督抚诸臣，其贤者斤斤自守，不肖者亟亟营私，国计民生非所计也，救目前而已，官方支治则所急也，保本任而已。虑久远者以为过忧事；兴堇者以为生事，此又岂国家求治之本意呼？

    二则进贤退不肖似尚游移。夫邪教之起，由于激变。原任达州知州戴如煌，罪不容逭矣，幸有一众口交誉之刘清，百姓服之，教匪亦服之。此时正当用明效大验之人。闻刘清尚为州牧，仅从司道之后办事，似不足尽其长矣。某以为，川省多事，经略纵极严明，剿贼匪用之，抚难民用之，整饬官方办理地方事又用之，此不能分身者也。何如择此方贤史如刘清者，崇其官爵，假以事权，使之一意招徕抚绥，以分督抚之权，以蒇国家之事？有明中计以来，郧阳多事则别设郧阳巡抚，偏沅多事则别设偏沉巡抚，事竣则撤之，此不可拘于成例也。夫设官以待贤能，人果贤能，似不必过循资格。刘清者，进而尚未进也。戴如煌虽以刑案解任，然尚安处川中，闻教匪甘心欲食其肉，知其所在，即极力焚劫，是以数月必移一处，教匪亦必随而迹之。近在川东，与一道员联姻，恃以无恐。是救一有罪之人，反杀千百无罪之人，其理尚可恕乎？纯皇帝大事之时，即明发谕旨，数和珅之罪，并一一指其私人，天下快心；乃未几，而又起吴省兰矣，召见之时，又闻其为吴省钦辩冤矣。夫二吴之为和珅私人，与之交通货贿，人人所知。故曹锡宝之纠和珅家人，以同乡素好，先以摺稿示二吴，二吴即袖其稿，走权门，借为进身之地，今二吴可雪，不几与衰赠曹锡宝之明者相戾乎？夫吴省钦之倾险秉文，衡尹京兆，无不声名狼藉，则革职不足蔽辜类。吴省兰先为和珅教习师，后反称和珅为老师，大考则第一矣。视学典试不绝矣。非和珅之力而谁之力乎？则降官亦不是蔽辜矣，是退而尚未退也。

    何以用人行政未尽致矣？盖其人虽已致法，而十余年来，其更变祖宗成例，汲引一己私人，犹未尝平心讨论。内阁六部名衙门，何为国家之成法，何为和珅所更张，谁为国家自用之人，谁为和珅所引进以及随同受贿舞弊之人，皇上纵极仁慈，纵欲宽协从，又因人数甚广，不能一切屏除。然窃以为实有真知灼见者，自不究其从前，亦当籍其姓名，于升迁调补之时，微示以善恶，劝惩之法，使人人知圣天子，虽不为已甚，而是非邪正之辨未尝不洞悉，未尝不区别。如是，而夙昔之为私人者，尚可革面革心而为国家之人。否则，朝廷常若今日清明可也，万一他日复有效权臣所以为者，而诸里又群起而集其厅矣。

    何以言风俗日趋卑下也？士大夫渐不类廉耻，百姓则不顾纲常。然，此不当责之百姓，仍当责之士大夫也。以亮吉所见，十余年来，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矣，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长一倍而求拜门生、求为私人者矣，有交宰相之憧隶，并乐与抗礼者矣。太学三馆，风气之所以出也，今则有昏夜乞怜，以求署祭酒者矣；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矣。翰林大考，国家所据以升黜词里者也，今则有先走军机